徐浩东对于越说，“老于，象零三九一号渔船失事这类事件，也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范畴。但有三点特殊性，一是咱们鞭长莫及，二是海事有专门的管辖机构，三是很可能涉及外交。”于越点着头说，“我以前的工作，从未涉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对海事更是一无所知，浩东，请你理解啊。”“当然理解。”徐浩东说，“如果你懂，那我肯定会让你上一线参与，即使不跟船前往第十一号区域，至少也得去一趟五洲渔业公司。”朱国平说，“海事太过特殊，别说老于了，就是我在云岭待了半辈子，今天也是头一次碰上。”徐浩东说，“我以前确实碰上过一次，大约五年前吧，我们云岭市有一艘渔海，也是在公海上，被一艘外国货船撞沉，造成三人死亡六人落水失踪的严重事件。当时的出事地点，离咱们云岭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这就为咱们主动出击创造了机会。”朱国平说，“那事我记得，好像你没按常理出牌。”徐浩东说，“不错，当时有个巧合，我驻云部队的一艘巡逻艇，正在附近训练，不到十五公里。我是事件处理小组的一线指挥，我借市委市政府的名义，请求海军巡逻艇支援，而且第一个请求就是抓住逃跑的外国货船。就这么着，海军巡逻艇先扣外国货船，再就地救人，救起了五位落水者，捎带着把外国货船也带了回来。”朱国平说，“浩东，也就是你敢那么大胆，这事后来没有公开，但据我所知，你当时不是请求，而是下了死命令，强令海军巡逻艇上去扣船的。”徐浩东说，“对，那是在公海上，海军巡逻艇救人是无条件的。当时他们说要请示，我就说你们先把巡逻艇开上去，先把外国货船扣下来再说。还别说，海军巡逻艇后来的行动非常干脆利落，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朱国平说，“这个事后来成了处理海事的范例，但处理以后没有对外公开。”徐浩东说，“象处置这种涉外事件，讲究的是先下手为强，干就干了，干了再说，吃了亏得马上要回来，马后炮一点都没有用。事后双方不敢声张，我方也就见好就收，后来，我背了个处分，军方也有五人被追责，不过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升迁。”于越问，“浩东，你打算如法炮制吗？”徐浩东摇了摇头，“这难啊，离着咱们太远了，咱们打的是马后炮，不管用喽。”朱国平问，“你判断是哪一方所为？”徐浩东说，“一，海盗，可能性为零，因为那里无海盗；二；劫匪，可能性为零，因为那里无劫匪；三，我方自己误击，可能性为零，因为我方武装船只很少到那里活动，也没有先发制人的惯例；四，气象环境所致，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即使风平浪静，也可能有瞬间汹涌；五，海峡对面所为，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因为他们几乎不去那里活动；六，他国所为，根据以往的事例，以及我个人的判断，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性起码有百分之九十。”朱国平说，“我也这么认为。”于越说，“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我方渔船进入某国海洋专属经济区进行捕捞活动，对方发现后派海警船追来，一直追到公海上，悍然对我方渔般开火。”徐浩东说，“我们现在只有等待，等着事件的明确定性。”于越问，“如果我刚才所说无误，那就是我方有错在先，而对方又溜了回去，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算了吗？”朱国平说，“老于，这就是让咱们无奈的地方，在咱们的地盘，一切好办，在国内也有办法，但涉及两个国家，又是在公海上，咱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于越说，“还有，咱们要是碰上不讲理的国家，而且还是咱们的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啊。”朱国平看着徐浩东说，“国与国之间，讲的是有理有节，恰到好处，但对一个流氓国家，光讲道理不起作用，上面不好拉下面子，但咱们下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徐浩东指了指朱国平，“有话直说。”朱国平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咱们的大湾岛大湾港，号称东海第一岛上海港，是著名的海上补给港，每年至少有五千只外国船只在那里停靠，咱们想做点文章，机会还是有的。”话说到这里，连于越都听明白了，“礼尚往来”。但这四个字不能轻易从嘴里蹦出，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徐浩东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问于越，“老于，你怎么看？”于越回答得很快，“我听领导的。”“嗯，很好。”徐浩东说，“我这方面的信条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某国最近搞了一个东西，嚣张得很，国人上下正憋着一口恶气，零三九一号渔船事件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时候如果玩一出礼尚往来，国人定会欢腾，上面也会默许，所以是反击的最好时机。”朱国平起身说，“要不，我去一趟大湾岛？”朱国平很想表现一次，尤其是在徐浩东的领导下，以回报他的举荐不嫌隙。徐浩东却看着于越问，“老于，可以辛苦你和老朱一起去吗？”这是考验于越，因为于越刚来，干点违规的事，是考验人的最佳办法。于越毫不犹豫地起身，“我义不容辞。”徐浩东也站起来，与二人握手，“那你俩马上出发，越快越好，先把情况摸清楚再说。但是，只限于咱们三人知道，至于怎么做，你们懂的。”于越和朱国平二人刚刚离开，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小徐吗，我是尚经武省长，零三九一号渔船事件，我们已经知道了，也正在多方了解情况，在没有明确事件原因之前，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