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辽国使团的抗议第一时间便到了枢密院，国信所、北面房等相关职司不敢怠慢，立即上奏枢密院同知。
辽宋之事无小事，外交策略以此为最重。经过紧急协调沟通，开封府发告海捕文书，派遣人手缉拿案犯，效率极快。
王棣以为此事又会被各方推诿原是没错的，但因辽国使团的强势介入，事件的性质有了根本改变，任谁也不敢轻视，这倒出乎他的意料了。
再说说悲催的枢密院。
本朝初，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掌民政；枢密院掌军政。中书门下别名政府、东府，枢密院别名右府、西府，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称“二府”或“两府”。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中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正所谓是“枢密之任，秉国大权。……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势均中书，号称两府。”
但枢密院虽统领军事，却并不直接统帅军队，有军政权，却无握兵之重。初分四房：兵房、吏房、户房、礼房。神宗元丰五年新官制颁行，改为十房，后又增加二房，共十二房，依次为：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小吏房。
元丰改制以后，枢密院结构保持不变，兵政仍归枢密院，但是，武官铨选除授归尚书吏部，地方民兵和厢军名籍、蕃官加恩等归尚书兵部，枢密院的职权已经大大削弱。元祐二年二月，“太师文彦博言：厢军旧隶枢密院，新制改隶兵部，且本兵之府，岂可无籍？”遂诏曰：“逐部自今进册，以其副上枢密院。”。可见，神宗虽然刻意保留枢密院，但已无法避免枢密院权势的逐步衰落。这种发展趋势是走向二府合一，枢密院渐有被中书所吞并之势。
而现今的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二位正副主官也远不及当初的枢密使及枢密副使那般位高权重。枢密院，几成摆设。
但这“花瓶”也是有职责的，真要闹出外交事件，吃不了兜着走，自担其责吧。
某阴暗潮湿处，一身形颀长的汉子来回走动，半响，沉声说道：“已是三日了，得想法子出门才是。”
另一个身形微矮的汉子叹道：“都是某惹的祸呀，也罢，某自去开封府衙投案，总不致连累了诸位好汉。”
高大汉子摆了摆手：“此话莫要再提，没得伤了朋友情义。”
矮挫汉子又是一声长叹，羞愧不已。
沉默了片刻，高大汉子问另一人：“小乙，你这几位朋友可靠的住？”
那人答道：“员外且宽心，万分可靠。那位杨雄号‘病关索’，与‘拼命三郎’石秀情同手足。‘出林龙’邹渊与‘独角龙’邹润本是叔侄俩，皆是性气高强的汉子。这几位尽是开府街面响当当的汉子，最重江湖义气，与某相识数年，甚是相投。”
这几人正是卢俊义、宋江，那日与王棣一伙人火并，折损了十余人，勉强仓惶逃脱，后来在燕青七拐八绕之下找了都中友人，方找了个地方安顿。
二十来人同游东京，不想惹来祸端，卢俊义身边门客全军覆灭，仅存主仆二人。另一边也仅宋江、吴用与碰巧汇合的李逵，阮小二不知所踪。
也亏得是燕青擅长交际，往常来东京最多出入赌坊关扑场所，很是交结了些街面人物，这当口便派上了用场。
只是这藏身之所就一言难尽了。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樊楼，即矾楼。地面上的樊楼是京师的地标性建筑，而地面下的鬼樊楼则是藏污纳垢之地，是繁华京师的阴暗面。
普通京师人士有两怕，一怕官府，二怕鬼樊楼。
有一批凶恶之徒，以鬼樊楼为基地，专营不法事。趁着年节，在大街小巷拐带小孩，俗称“拍花子”，家里人自然要着急寻找，但只要他们带着孩子逃入地下渠道，这孩子就算没了。就算家长去官府报案，衙役也找不到他们的窝点。
京师有多广阔，这鬼樊楼就有多大，里面四通八达，如同一个地下城市。小孩在里面成长，接受“前辈们”的教导，三观都被扭曲，男孩成为乞讨者或扒手，长大后就是鬼樊楼的新一批干将；女孩命运更悲惨，听话的卖到上面的青楼，不听话的就留在地下，同样做的是烟花买卖。
本朝对拐卖人口判得极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
可那也得抓住嫌疑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