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在衡量自己该怎么做，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睁开眼睛，明净清澈，如星辰大海。
让我选？行。地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那便成了路。二选一，偏不选，我选第三条。
研墨，铺开答卷纸，蘸墨，落下，他开始奋笔疾书。
此时，阳光恰好照着他侧面，仿似给他笼上了一层光芒，从二楼望去，竟似金光普照一般，神圣不可侵凌。
舒亶嚯地起身，定神凝视，以往让他心生膜拜感的是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王文公及司马温公，此刻的错觉让他恍惚失神，心情激荡。
刘安世也是眯起了双眼，心情复杂。
作为朔党中坚，他属于强硬派。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在刘安世看来，党派之争倒也罢了，但禀持的政治观点应坚定不移否则便是首鼠两端的骑墙派，为其所不齿。
终究只是求心安，否则意难平。
当年随司马光学习，乃咨询尽心行己的要旨，老师教导须诚实，而且以从不乱说话开始。
开初调任洺州司法参军，洺州司户以贪污闻名，转运使吴守礼打算按察他，向刘安世垂问，刘安世说：“不要这样。”吴守礼因而停止。但刘安世内心常常不自安，说：“司户确实贪污而我不以诚实应对，我岂不是违背了司马公的教诲啊！”后来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心意才解开。
当初被任命为谏官，他没有受君命，进屋禀告母亲说：“朝廷不因为安世不贤，让我在言路。倘若居其官职，必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倘或有所触犯忤逆，祸患谴责立即到来。皇帝正以孝治理天下，如果以老母亲辞谢，应可以免任此职。”母亲说：“不行，我听说谏官是天子的诤臣，你父亲一生想做谏官而没有如愿，你幸运居此地位，应献身以报效国家的恩典。即使获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当跟从你居住。”他便接受任命。
他素以君子谨身慎行，即便家居从来没有懈怠的样子，长久坐立身不倾斜，写字不写草书，不喜好声色财利。在朝则忠孝正直，立身行事均效法司马光。
至于党争，他也只对事不对人，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
但政治主见不能丢，纵然触犯龙颜也需忠言直谏。他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任左谏议大夫。当时有旨暂时罢免讲筵，民间喜传宫中求取奶妈，刘安世上疏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没有纳皇后而亲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佑圣上的身体，为宗庙社稷大事计议，清闲之余，应多临御经帷，仍引用亲信大臣与论前古治乱的要旨，以增广圣学，不要溺于所爱却忘记其可以作为劝戒。”皇帝低头不说话。太皇太后说：“没有这种事，你误听而已。”
邓温伯被任命为翰林承旨，刘安世说他“出入王安石、吕惠卿党中，始终反反复复。进用，实在关系到君子小人力量削弱增长的关键。请将他罢免贬退。”没有得到答复。他便请求外任，改为中书舍人，辞谢不就任。
凡此种种，若唐之魏征也。只是，当今官家可是勇于纳谏的唐太宗吗？
值此微妙当口，皇帝的动向需有估算，这事就让自己来做吧。为了大宋河山的稳定，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的考题，正常的贡生都知道该怎么答卷。他便是要让官家看看，天下大势如此，切不可重走熙、丰之路。
至于王棣，才华惊人，可谓是后辈第一人，才情甚至胜过当世大儒，《论语集注》及《菜根谭》刘安世反复阅读，亦是惊叹不已。也好，不让王三郎过科举过，让他安心做学问去吧，朝堂这潭浊水莫趟进来。
但王棣会屈服么？当然不会，昨夜的诸般噩梦让他坚定了心志，好男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他刚开始答卷，那巡铺官又来了。看到策问题后，这位巡铺官心里格愣一下，要坏了，这让王棣如何回答？换位思考，他也觉得无从落笔，大有可能就交白卷了。是以，当王棣开始研墨，巡铺官便慢慢走了过来，且看他怎生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