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阅卷定名只两天时间，虽只是一道策问题，但千来份考卷弥封、誊录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是夜，编排官和誊录官、对读官得通宵达旦的工作方能完成本职任务。
次日一大早，又有初考点检试卷官和覆考点检试卷官查验试卷是否有杂犯以及内容和文采，检验完毕方交予初考官阅卷。
试卷考校完成后就是对考生等第的划分，首先由初考官先定等第，再送覆考官定等第，最后由详定官择其一为最终评定结果，不过详定官不得在初考、覆考结果外另立等第。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仁宗嘉祐六年，当时的详定官王安石没有采纳初、覆考结果，而自有主张。为此，王安石和另一名持反对意见的详定官杨乐道一起请求宋仁宗圣裁，最终仁宗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这次事件使得详定官可以在初、覆考的结果之外另行决定考生等第，详定官的权力被进一少放大。
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考生等第的评定完全决定于详定官一人之手，有失公允。关于此事朝中颇有非议之声，一时间并无定论。但最终还是需皇帝定夺。
通常情况，殿试的名次是经过考官评定后呈皇帝御批，因此，殿试第一名也由此产生。但在实际的选拔过程中还曾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以交卷速度作为标准。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
二、比谁力气更大。开宝八年，进士王嗣宗与陈识在殿试中同时纳卷，太祖不愧是行伍出生，竟命二人通过手搏斗力决定最终名次，结果以胜者为状元；
三、以应试者相貌及“地域黑”作为标准。真宗朝，曾因“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帝意已属之”，而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最终江西籍的萧贯屈居第二，山东籍的美男子蔡齐遂居第一。
四、皇帝是考生粉丝。元丰五年，因神宗此前读过黄裳所作文章，非常喜欢。但黄裳并未被考官选入排名前列，于是“命求裳名，至末甲始见，乃擢为第一”，最后神宗硬是越过了考官把黄裳选为了状元；
五、长幼有序。仁宗天圣二年，考官奏宋祁为第一名，宋郊为第三名，两人系兄弟，而垂帘听政的章献皇后觉得弟弟名次不应排在哥哥前面，于是选宋郊为状元，转把宋祁降为二甲。
所以说在选状元的问题上，皇帝最终的裁决未必是公正客观的。可见，在严密的制度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人为干涉的随意性。但对于整体来说，皇权并不会干预太多进士的排位，整体的公正性还是能够得到确保的。再说，对于进士来说，自己的前途也并不是殿试一考定胜负，后面还有各种可争取的机会。所以，朝堂上为了彰显皇权，皇帝自然会象征性的行使自己的最终裁决权，而臣下也不会过于干涉。
殿试时的细节在特定的圈子里很快传开，譬如皇帝在王棣身边停留观其答卷。这其中的信息量很大，最大的可能便是王棣行文甚得皇帝心意，由此推断王棣大概率会被点为状元。
不过，这种事皇帝虽可乾纲独断，但若知枢密院事王岩叟及翰林学士范百禄这二位详定官极力反对，怕是皇帝也会权衡利弊难以定夺。
时下朔党独大，刘安世点王棣为省元已是令人大跌眼镜，王岩叟的态度尤为关键，有心人甚至将此事视为朝政风向标，却也不无道理。毕竟王棣的出身摆在那，若是朔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放任”王棣科场告捷，实在不得不让人怀疑朔党的用心，难不成是要改变政治立场向新党示好？这也太疯狂了，几无可能。
王棣倒是没想那么多，状元不不状元的并不打紧，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亦无伤大雅。
也的确如是，宦海沉浮，并非一考定终生。
唐宋时期，一甲和二甲的进士有很大机会可以进入秘书省担任校书郎或秘书郎，算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和高级干部储备中心，虽在里面为官品级不高，但跟皇帝直接接触频繁，往往就有很多机会获得快速升迁重用。
另外，礼部还会组织数次小规模的考试，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才学的考生在殿试中发挥失常导致名次较低，再给他们一些进入中央核心部门任职的机会。如屡次考试依旧不理想则可能就会被送到地方的基层岗位任职磨砺。如果成功通过考核，就可能获得在京任职的机会，等待将来朝廷的重用。
所以说，对于一甲、二甲的进士来说，只是起点稍微高一点而已。即便殿试当中考得不好，也不必灰心气馁，还有机会翻盘。毕竟在过去历史上，也并不是当了状元最后定能取得多大成就，只是成功机会的概率大一些，比别人节省了些时间，但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如欧阳修，晏殊为了挫其锐气、促成才，故意不让他连中三元。虽欧阳修仅名列二甲任校书郎起步，但最终官至副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