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贝特离开后，团里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整编，以应对人员结构的变化和不久之后的换装。 在阿尔贝特离开之后，罗贝尔·克吕尔中尉就成了目前427歼击机团内唯一的法国飞行员，法国飞行员便不再是团的骨干。尽管红空军还是往团里补充了几个会说法语的新手，以便将来继续接收法国飞行员，但新来的能挑大梁的飞行员骨干就都不怎么会说法语了。 随着这些苏联飞行骨干的调入，团里的风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扭转，上下级之间泾渭分明，诸如“看到上级不敬礼”这类“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几乎立刻绝迹，427团从“飞行俱乐部”再次变成了“航空歼击机团”。 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的罗贝尔对此保持沉默，李尔斯维克也自无不可，倒是卢申科私下里和罗贝尔提过：“我觉得原来那种不分上下、一律平等的风气也不错，虽然看上去是散漫了一点，但同志之间的凝聚力确实得到了强化。法国空军的这一套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参考价值，我准备提交一份报告，将来或许可以继续试点。” 罗贝尔听完，立刻戳破了卢申科心目中对法国空军抱有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尽管法国空军在创立之初确实带有浓厚的“沙龙”风格，军中阶级很不严格。但随着空军规模的扩大，大量陆军军官调任空军担任主官，再加上陆军总体上对空军的压制，在30年代前，法国空军的风气就已经像陆军一样保守了。 像第一战斗机联队第二团这样，仍然保留着平等传统的部队才是少数——这还多亏了多米尼克少校等一系列一战王牌飞行员不断抵制保守派侵蚀的努力。 除了“移风易俗”之外，团里还对部队的人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原先两个中队维持原状不变，罗贝尔由二中队中队长升任为副团长，转入了团长李尔斯维克少校的直属小队。表面看来他似乎遭遇了“明升暗降”，但事实却不然。 由于老资格飞行员的缺乏，所以一二中队仍保留“一老带二新”的三机编队编制，而团属小队则调整为两个两机编队。其中李尔斯维克少校的僚机飞行员被视为“中队长预备”，而罗贝尔的僚机则被视为“小队长预备”。 这个小队不仅是427团的“军官团”，还承担着同德军王牌飞行小组直接对抗的重担，李尔斯维克因此称团属小队为“团的刺刀尖”。既然如此，那么目前保持着团里最高战绩的罗贝尔（也是该团唯一的王牌飞行员）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刺刀尖的刺刀尖”。 为了保证空中通讯畅通，罗贝尔选择了法语较好的“老飞行员”格里高利·德卡斯特罗作为自己的僚机。他原本是斯蒂宾的僚机，到团里才一个多月，就因残酷的消耗战成了老手。 如果是以往，罗贝尔肯定会拉上他喝一杯，聊聊家常以联络感情、增强配合，但他现在不想这么做了。他不想知道德卡斯特罗的家里是不是有鬓角斑白、垂着眼角的老母亲，或者周末身着猎装、不苟言笑的父亲——他不想知道这些。 “他只是个人形生物，而不是个人，更不是我的战友。”罗贝尔用无情的话语欺骗着自己，“所以他阵亡后我不必悲痛，我阵亡时他也一样就好。” 受德卡斯特罗委托，来询问罗贝尔对他的这一任僚机为何过于冷淡的卢申科闻言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才表示：“这种心态我听说红军里也有过，有些老兵会故意不去了解新兵的名字，甚至干脆用‘一号’、‘二号’这样的数字来称呼他们，好像如此一来，新兵的阵亡就无关紧要了。” “你会批评这些老兵吗？” “我会劝说他们，但不会严厉地批评，这毕竟也算是一种好人的自我保护……”卢申科沉默了一会，才含蓄地建议道，“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未必是个好方法，万一德卡斯特罗真的牺牲了，恐怕你到时会为现在的疏远感到后悔——你做不到真的把战友不当人。” “我会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你怎么不佩戴红星勋章呢？” “勋章这玩意不都是重要日子的时候佩戴的吗？红场阅兵那天我也戴了啊。” 卢申科顿时放心了，他还以为罗贝尔不愿意佩戴苏联政府颁布的勋章呢：“苏联人还是习惯于重要勋章一直戴着，你这个王牌飞行员不戴勋章，大伙全都不敢戴了。再说，军服上留着一个洞多难看啊！” 卢申科倒说了句实在话，红星勋章并非用别针挂在军服上，而是钻个孔钉在胸口的，罗贝尔把勋章拆下来之后，军服上就留下了一个非常扎眼的破洞，着实难看。 “那我就天天戴着了，不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慎在战斗中遗失或损坏了勋章，还可以补办吗？” 罗贝尔对苏联勋章的珍重令卢申科感到满意：“当然可以，你就放心戴吧！” 于是迎接雅克-1战斗机的那天，罗贝尔便戴上了他的红星勋章。 罗贝尔的举动让苏联军官们喜欢，但红空军送来的飞机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不等细致检查，427团上下便轻易找出了许多飞机的质量问题。包括且不仅限于零件松动（个别飞机的操纵杆都没安装牢固）、本该对称的零件大小不一（有架飞机的水平尾翼居然不对称），甚至还有一架飞机起落架的螺丝拧错了，导致左侧起落架根本就是歪的。 李尔斯维克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甚至当着押送飞机的军官的面质问：“这些玩意儿能飞？你敢开尾翼都不一样的飞机上天？！（俄语）” “你们可以自己再改装改装，少校。”押送飞机的上尉也没办法，“现在大多数飞机都是这个质量，您要是拒绝接收的话，恐怕就没有飞机可以给你们了。” 李尔斯维克只好骂骂咧咧地签了字，随后便让分队长以上的骨干先挑飞机，以保证至少他们还能保持战斗力。罗贝尔作为副团长，先挑了一架至少从外表看上去不存在什么大的缺陷的飞机，然后便让地勤人员给那架飞机喷涂编号以及六颗星星的战绩。 他自己则操起刷子，在上面绘制自己的私人标志：一个架矛冲锋的诺曼骑士。他的画技已经越来越好，毕竟这已经是他在427团的第三架战机了。他第一次画这个稍显复杂的图标时，还被他的僚机康斯坦丁·卢吉亚诺夫认成了“堂吉诃德”。 不用多长时间，他便完成了绘制工作，接着便绕着飞机走了一圈，打量打量绘画效果。只是在绕行至机头下方时，他突然意思到了不对。 “之前我见过的雅克-1机炮外沿基本与螺旋桨平齐，现在那地方怎么是个洞？” 他心里咯噔一下：工人出厂前不会忘记装机炮了吧？ 他立刻叫来了伊里奇下士，后者赶忙支起人字梯爬上去检查，然后告诉罗贝尔一个好坏参半的消息：里面是有武器的，但不是20毫米施瓦克机炮，而是12.7毫米别列津机枪。 罗贝尔闻言呆若木鸡。 十五分钟后，李尔斯维克便将这个坏消息通报给了所有飞行员：由于20毫米机炮产能有限，427团装备的所有雅克-1型战斗机，均以一挺别列津机枪代替了原图纸上的施瓦克机炮。也就是说，这批特殊的雅克-1所拥有的火力仅为1挺12.7毫米的别列津加2挺7.62毫米的施卡斯。 雅克-1原本在火力上并不逊于最新型号的梅塞施密特，但把机炮换上机枪之后，直接到了连法国的MS.406都不如的地步。 不只是罗贝尔，那些苏联飞行员也恼火不已。只是恼火并没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就连空军总司令也解决不了。 自从西方面军在维亚济马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毁灭性打击之后，红军的防御便举步维艰了。尽管朱可夫大将凭借其卓越的智慧才能，迅速利用素质良莠不齐且数量极为有限的大本营预备队重新建立起强而有力的防御体系，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莫斯科侧翼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图拉在内——就无法顾及了。 图拉兵工厂沦陷后，红军的机炮生产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在11月18日德军进入图拉之前，兵工厂的主要设备都已经撤到了古比雪夫，并且很快在当地奇迹般地恢复了生产，但仍有大量库存被德军缴获。 考虑到前线的需要，目前有限的20毫米机炮基本都用于生产T-60坦克了。这种坦克也是一款充满了“将就”风格的武器，除了便于生产和维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优点。它之所以被大量生产，仅仅是为了填补装甲部队被大量歼灭而产生的空缺。 既然装甲兵兄弟的坦克都沦落到同飞机抢主炮的程度了，飞行员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自己座驾火力被砍的现实。 毕竟12.7毫米机枪的威力虽然有点小，但也不至于小到对付不了敌人的飞机。但坦克要是连20毫米炮都没有，那可真就拿德军的三号坦克一点办法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