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一派中国古建筑风骨的校园内，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一边穿行，一边心不在焉地与迎面走过来的几名女学生打招呼。他的淡蓝色的长袍显得颇为灰暗，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此刻看上去也有些混沌，这多少影响了他剑眉星目的英气。
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副教授李衡天，如今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北平学生救国会会长。而他更隐秘的身份，则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
去年突发“卢沟桥事变”，半个月后北平即彻底沦陷，中共地下组织猝不及防，被迫从城内撤离，留在北平的力量变得极为微弱。李衡天当时正在秦皇岛老家探母，赶回北平时已经失去与所属党支部的所有联络——包括时任北平学生救国会会长的上级同志，均转移出了城。
由中共地下组织主导的北平学生救国会，以当地爱国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社团成立一年有余，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是半公开的，鼎盛时有来自北平六七所高校的学生和少量教师多达两百余人。李衡天便是该会三名副会长之一。救国会宗旨，立足于向社会发起抗日救亡宣传，拥护声援当时还驻扎在平津地区的国军第二十九军对抗日本驻屯部队。
而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陆续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而南迁，北平学生救国会的会员流失严重，最终只剩了来自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二十几名会员——这两所大学，因系欧美教会势力出资建立，故还能留存于北平城内，日本占领军虽虎视眈眈，一时也不敢对其下手。
身为救国会副会长却与组织失去了联络的李衡天，为此一度彷徨。但最终，还是咬咬牙留了下来：一则，他实在无处可去，二则，北平学生救国会来之不易，在还有会员存在的情况下，不应轻言放弃。
于是他用不到一月的时间，召集收拢了残余的二十几名救国会会员，除一名来自私立中国大学的教师同仁之外，其余皆为血气方刚的青年大学生，其中还有三名女生。
李衡天向大家宣布，北平学生救国会开始由他出任会长，救国会宗旨不变，只不过，已处于沦陷区的救国会的一切活动，均由半公开而全面转为了地下。
“先生。”
从李衡天的身后匆匆跑上来一名学生，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轻声打了一下招呼。李衡天看到对方正是救国会成员之一，显然，他在跑向马上要开会的会场——校图书馆的一间储藏室。
今天的这个会议很重要。近来北平日伪军警特务对辅仁大学监控、骚扰的力度在持续加大，李衡天觉得有必要给救国会成员做出警示和反思，马上要实施开展的几项地下活动，也要进一步增强安全措施。
自去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便开始强行接管全市的大中小学校，课本一律改为由伪满洲国运来的教材；年初，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由汉奸汤尔和出任总长的教育部，更是开始着手编辑出版奴化教材，甚至开始强迫学生学习日语、使用日文课本，并裁撤了中国历史课程。同时，每当日军攻陷中国某座重要城市，全市各校都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庆祝“陷落”。
但辅仁大学的教务长是欧美教会委派的德国人，而具备爱国情怀的校长则利用这面挡箭牌，始终拒绝日伪教材流入本校，日语也与其它外语一样仅仅作为选修课；甚至庄严巍峨的校门口都不悬挂日本人的太阳旗；至于庆祝“陷落”的游行，更是一概不参加。
这当然要引来日伪势力的强烈憎恨。其军警和便衣特务不时找借口闯入辅仁校园寻衅滋事，同时监视调查校方的反日情绪，不少师生因此遭到肆意传讯甚至逮捕。而作为回击，国文学系副教授李衡天秘密领导的北平学生救国会，在一个多月前开始持续于夜间到街头巷尾张贴抗日标语、播撒抗日传单，极大地振奋了市民的抗战信心，引发日伪当局的恐慌。
或许是救国会成员在夜间行动中暴露了蛛丝马迹，军警宪特最近正有针对性地在校园内暗查抗日标语传单的源头。这顿时让李衡天警惕起来，今天部署召开的这个会议，重点便是与会员们检讨复盘前期行动中的漏洞，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他还是迟了一步：刚刚走进秘密布置的会场门口，他眼下的副手、私立中国大学生物学系的讲师富明伦就神色紧张地迎了上来，低声说道：“出事了，刘立民下午去取传单，在路上遭遇到伪警察的追捕，受了伤——”
李衡天一惊，脱口打断对方问道：“人被抓了？取什么传单？”
“人逃回来了，只是伤了一条胳膊。”富明伦的回答让救国会会长暂时松了一口气。
这是校图书馆角落的一间储藏室，大约有三十平米见方，用来堆放破损废弃的图书以及无用的报纸。李衡天想办法要来了储藏室的钥匙，并与救国会成员的学生共同将其布置起来：一进门，迎面便是堆积成墙的废书旧报，共有三道墙，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室内尽是这样的墙的感觉；而绕过这三道墙，里面却是别有洞天的空地，至少可供十几人围着一张桌子聚会。
此刻，有几名学生正围在桌子旁，他的得意门生刘立民坐在椅子上，一条赤着的胳膊平伸于桌面，胳膊肘处血肉模糊。
“先生……”看到李衡天出现，刘立民有些仓惶地站了起来，满脸愧疚：“我搞砸了，传单被警察狗腿子截走了。”
又急又痛的救国会会长，先是仔细查看了爱徒的伤情，然后才开始询问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