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午，是北平学生救国会会长李衡天最为忐忑的时间段了——从清晨起，他就进入了辅仁大学，来到了国文学系的教研室里，一面透过窗子观察校园的情形，一面竖起耳朵谛听摆放在屋角的那部电话的动静。
昨天晚上，他已然回到过辅大查看状况了——昨晚参加张贴传单行动的十一名学生会员中，有三人是住在校内宿舍的，其中化学系一人，教育学系一人，还有一个就是国文学系的张远。然而让他揪心的是，最终只有教育学系的那名学生回到了宿舍，张远以及化学系的孙嘉梁则直到李衡天离开辅大回家之前，都未见踪影。
更为揪心的是教育学系的陈姓同学所报告的情况：他参加的是刘立民指挥的第二组，负责王府井东安市场的传单。结果在张贴过程中被日伪军警发现，陈同学以及另外一名会员只得丢掉剩余传单夺路而逃。而只身逃回辅仁的这名陈同学，完全不掌握包括组长刘立民在内的另外三名会员的下落！
至于张远指挥的第三组，他与孙嘉梁二人始终未回到校园宿舍，并且第三组负责的前门一带，此前还传出枪声以及出现大量的日伪军警，这些都预示着情况不妙。
李衡天随后又跑到国文学系的教研室内守了半天电话——他与参加行动的会员们约定的是，如果行动中出现意外，则要想办法当晚打电话到他的教研室。
但最终连这一点也落空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
辅仁副教授当时心头怦怦乱跳，惊恐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三个行动小组，已经有一个出了事，另一个则生死未卜。再联想到今晚与敌工组长陆传家一行遭遇到的惊险与杀戮，他真的深深地生出了悔意。
但这个世上也真的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将近夜十点半的时候，李衡天无可奈何地决定离开。他到宿舍楼前找到了一直守候在那里的教育学系的陈同学，得知张远与孙嘉梁仍然未归。于是吩咐对方先回宿舍休息，自己则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
此前，他与敌工组联络员赵冬年从陆组长的杀戮之地离开，走铁道线上的天桥重返了水关，最终二人在东交民巷分了手。冬年骑脚踏车直接回家，他则叫到了一部出租汽车，直奔了辅仁大学。
担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救国会会长一度犹豫着要不要马上再到帘子胡同去，向冬年通报情况。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家——很显然，冬年此刻只是独自在家，陆组长和张化成今晚则已经远在磁器口。
其后几乎彻夜未眠的李衡天，就在这个早晨急匆匆地重返了辅仁大学。他仍然先怀着希望直奔了宿舍楼，结果教育学系的陈同学比他更早地去了张远和孙嘉梁的宿舍，发现这两人均夜不归宿。
心头一沉的国文学系副教授，只得进到教研室去守候，那时他的心差不多是绝望的。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他决定等到九点钟，届时如果再没有消息，他就必须去找赵冬年做如实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