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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