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8月的某个夜晚，路易-拿破仑与他的小队乘坐着五六艘小船在加来靠岸，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雨布洛涅的驻军汇合，随后向里尔进军。
早在1793年的时候，法国的查佩兄弟便在巴黎和里尔之间假设了一条托架式线路。早期人类假设电报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传递军事情报，而是为证券市场提供最新的消息。如果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先传到里尔，并且通过电报传递到巴黎，通过马车传递讯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消息就严重滞后，他在证券交易所表演的那个“戏法”就没人去管了。
查佩兄弟假设电报时法国正在和奥地利作战，它最初的作用是把从奥地利军队手中夺取埃斯河畔孔代的消息传到巴黎的，从此以后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德国及俄国也先后建立了这样接力式的电报系统，电报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时间超乎人们的想象，虽然莫斯电码要到1837年的时候才被发明出来。
路易-拿破仑在里尔的行动没有成功，甚至在试图逃跑时他差点死于枪林弹雨之下，尽管他跳入了河中，他还是被宪兵逮捕了，第二天巴黎的报刊就报道了此事，并且说路易-拿破仑是个危险的疯子，让他变得声名狼藉。
这一次国王没有放过他，他被关在了一个监狱里，并被判处6年监禁。路易-拿破仑没有将这次牢狱之灾视作自己人生的终结，而是一次新生，他放弃了煽动暴动，转而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清楚贫穷》便是他在囚禁期间写的。
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波拿巴主义，如果拿破仑一世的坚定支持者是农民，拿破仑三世的票仓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1846年5月25日凌晨，他用一个事先做好的假人代替自己，本人则穿上一件油漆工的工作衫，戴上假发又刮了胡子，用面罩遮住脸，悄悄钻到了维修监狱的工人之间，打开了重重的堡垒成功越狱。夜里，当狱卒们进入他的牢房时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模特，他本人此刻已经到了布鲁塞尔，准备开始第二次流亡伦敦的生活。
后来的政府都以借给他衣服油漆工的名字“badinguet”来戏称他，民众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和“小伍长”差不了多少。
身为一个间谍，就永远无法与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割舍。
在“肉馅计划”里，英国人让德国人确信自己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伏地魔也利用了哈利这一点，给了哈利假的情报，让他到魔法部取预言球。
有的时候你觉得确实如此，这个时候往往需要用别的办法来判断情报是否准确。
在等待亚利桑德罗期间，西弗勒斯便在看台上教了莫妮卡一些小的技巧。
所谓红帽分析法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一个银行劫匪，他知道银行里会有很多摄像头，所以他们通常会压低棒球帽、低着头进入银行遮挡面部。但是当他们抢劫得手后，他们想要做的事尽快逃离，这时候会更容易捕捉到劫匪没有遮掩的面部图像。
莫妮卡只当西弗勒斯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西弗勒斯想让她学会了红帽分析法来帮忙分析是不可能了。
万幸的是还有个办法是“魔鬼代言人”，这种情报分析法最早起源于教会，被用于教皇选举中，会有一个指定的红衣主教，他的任务是和所有人唱反调，每选出一个教皇候选人，他就要构建对立的假设来驳斥大多数人的观点。
这个观点可以是出自于他的主观，或者少数派的观点，提供异常证据，就比如女人觉得男人有外遇了，她的证据可能是她觉得闻到了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如果男人确实没有外遇，又或者有足够的证据来驳倒她的假设，那么魔鬼代言人所构建与推荐的对立判断就不成立，大多数红衣主教们选出来的那个教皇就是新的教皇。如果驳不倒，红衣主教们还要继续投票，至于那个被女人假设外遇“成立”的男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以色列情报部有一个“魔鬼代言人办公室”，它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陷入集体思维，使得整个情报部门盲从大部分人的观点，莫妮卡是个女人，女人和男人不同，她们是用感性来进行判断的。
不论是画法几何还是别的，这些都可以属于理性，同样是男人，并且用理性思维思考的男性可以利用这一点设计一个非常精妙的陷阱。
西弗勒斯让莫妮卡谈自己的观点，但莫妮卡却和西弗勒斯谈詹卢卡，詹卢卡让她和亚利桑德罗来巴黎，自己却还留在意大利，全世界都知道巴黎的浪漫，詹卢卡却在意大利对着电脑屏幕，这是哪门子的男朋友？
虽然法国和意大利都是欧盟成员，不过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罪犯引渡还是有条件的。
西弗勒斯很快就放弃了让莫妮卡当“魔鬼代言人”的想法，面无表情得看着球赛，而莫妮卡仿佛能自己和自己聊天，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不是很喜欢他。”莫妮卡看着那个在足球场上踢球的年轻男孩说“我也不想和他一起逛巴黎，去埃菲尔铁塔，为什么他不愿意多陪陪我呢？”
莫妮卡这话说得没头没尾，西弗勒斯则看着那个奔跑城市探险者布吕尼，他此刻看起来和玩魁地奇的詹姆波特可真像。
“我希望他能省点力气。”西弗勒斯说“别现在就把体力给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