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指控的时候，有人是为了报仇诬告，有人是为了政治斗争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塞勒姆更是让马萨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离析，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剧院，人们闲得没有事做，才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写“他人既地狱”之外，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存在与虚无》，他深化了胡塞尔的“从实事本身出发”的思想，改造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优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诸多曾经神圣不可否认的神、精灵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认的，否认自我即是抑郁与自毁的先兆，不论那些施加精神压迫的人们怎么诋毁都不要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东方有句哲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没有把自我和自身区别开来，分别形成客观对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浑然一体，也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人体内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是同构的，这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是应运而生的，天地间总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前会诸事不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运气。
西方的上帝则不近人情，就不提约伯那个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实验的对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穷全是考验，上帝说你过关了，就又让他子孙满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几个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个不变的大宇宙里，上帝是这个大宇宙的缔造者，他什么都计划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举是上帝的计划，善人干了善事一点好处都没有，连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则找了个征兆，发财就证明自己找到了那个天职，还有什么比财富更能证明神恩的。
这种神权的专制、要求人绝对臣服，加上罗马的征服和罗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内核，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但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数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反奴隶制也是少数派，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价值观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它只是符合边沁功利主义提出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利维坦结构，当大多数人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利维坦就不复存在，相反的会出现一种反利维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没什么是神圣不可否认的，以前的俄国贵族后来离开了俄国和君主制也和普通人没两样了，那是他们没准备，没把资产转移出来。
这场暴乱会遍布欧洲，需要军队进行镇压，卢修斯马尔福已经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走了，听不听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像菲利普·英格里希，他也听到了穆迪牧师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选择。
1981年随着修建国立图书馆的总统当选，法国也曾诞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场面。这些商人、名人和企业老板和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皇后一样，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着一队队豪华轿车连夜沿着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机场。或直接开往比利时、瑞士，据说他们那么做是为了逃避新的财富稅。当左翼日报《解放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立刻用醒目的大标题在头版上破口大骂“滚吧，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阔佬。”
有传闻说当时逃离高卢的法国人比逃离不列颠的英国人还要多，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了，富人也和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的税率便宜他们就到哪里去，他们的资金会带来建设，诸如开曼群岛也是这么富起来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仅是潜水胜地、度假胜地，还是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和曾经在18世纪非常富饶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个非常和谐的岛，就像富人区，吵架都会被视为冲突，就更别提贫民窟的那种混乱和暴力了。
难怪它被人叫做“天堂”。
但想要去天堂要先逃离地狱，这次情况和上次总统当选不一样，笛卡尔在他的数学哲学书里称呼椭圆为卵，他的数学不只是心形曲线，还有卵形线折射和“燃火点”。
而在灵魂方面他认为人的灵魂由激情、惊奇、爱、恨、欲望、高兴、悲哀组成。陷入群体激情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冷静下来的，“我不思就我不在”，人一旦进入浑然忘我、混沌、原始的状态谁都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来。
长期压抑本我，等它被放出来就是个不断咆哮的怪物。
也许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时当街开膛破肚的场面，但围殴致死是有可能发生的。
Even devil once was an angel。
无家可归者们不全是坏人，他们也有正当职业，只是工资不足够付房租，还有难民，如果不是战争，他们怎么会沦为难民，内务部长怎么能称呼他们是社会的渣滓呢？
天体不断运转，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椭圆的轨道，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毕竟孩子们上历史课都在睡觉，他们能保持清醒就不错了，还提什么反思和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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