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以之下河道总督只好与江苏、AH巡抚等合作，对河工进行筛查。
当时的AH巡抚还是闵鄂元，就是那个写了一封奏折，饶李侍尧不死的AH巡抚。官员也有考核机制，破不了案肯定要被惩罚，抓人是有奖励的。一个知县加上养廉银，总共也才1000多两银子，可想而知典吏及数目更多的衙役们的个人收入是多少。
衙门收取的堂费的多寡是影响民众是否决定将纠纷告官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一个案子总共10两银子，断然不会有人付10两银子的堂费，即便一人付五两也不肯的，办案的差役们也会从中得到案费2两至4两。可是差役们会怂恿民众打官司，案费是县衙衙役们的重要收入之一，卢见曾最初在四川洪雅当知县，那个地方就治安混乱，讼狱不断，不止是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知县要处理的案子也特别多。
其实有的案子不用去审判的，可是百姓不懂法，清朝的法律又将民事和刑事案件混杂，尤其是地下帮派和秘密结社活动，比如抓到了一个白莲教的成员，他的左邻右舍也要“连坐”，按照黑话的说法这叫“开贼花”，如果邻居们不给钱给那些差役，那么他们就会诬陷邻居窝赃，被当作同伙拘捕，直到向差役们交勒索的钱后才会被释放，邻居们管这叫“洗贼名”。
还有就是棚费，也就是命案处理尸体的费用，尸体要是放在家里臭了，邻居也要受影响，这笔钱邻居和房主都要给。
这个钱以前南河总督府是收不到的，他们也看不上。好的是白莲教的一把火将仓库烧了，这样以前亏空多少就“死无对证”了，坏的是前任河台上奏折，请嘉庆皇帝允许增河工料价，被驳回，后又请归地方田赋征收，又被皇帝驳斥“病民”，接着他就被革职了。
军费开支的增加意味着用于民政的费用减少，省掉疏通运河的钱，将粮食改走海运。如果说顺治皇帝在位的时候担心江南粮船里混进了“海盗”，在天津、塘沽进行“反清复明”，那么到了嘉庆年间就估计没人会那么想了。为什么有人会那么想呢？听到这个话的人会觉得说这话的人有病，这就叫旗人的江山坐稳了。
一方面是没钱了，一方面是旧日积怨，前任河台留下的人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于是其中一方将另一方告到了河台这里，上一任没有处理，留到了提督，不对，是总督这里解决。
20世纪初美国实行了禁酒令，因为基层警察机构被腐蚀殆尽，于是联邦探员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杜鲁门总统曾说，“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当时的联邦探员已经违背了对付犯罪份子的初衷，而是利用手里的权力，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
还有美国的轻罪制度，一点小的可能算不上犯罪的行为，比如违规停车都会让车主收到一张罚单，当他无法缴纳这个罚单时就会坐牢，到私人监狱里“工作”。
警察提高了破案率，而且还可以得到些别的收益，而恶性犯罪并没有减少，禁酒令时期出现了不少黑道大亨，还有“闻名遐迩”的“芝加哥打字机”以及“小提琴手”，这些都是乔治安娜自己想的，19世纪的尼克当然不知道，但他却记录了河道衙门与地方衙役，以及河道衙门内部轮班“军门”之间的矛盾。
河道总督衙门又称河道军门署、都御史署，传说有个人总是挨官司，过年时他对家人说“今年谁都不能打官司。”并且贴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只是没有加标点，就跟莲花峰崇文亭的独联“水远天空开云种玉嫌山浅”一样，结果他儿子看着对联念道“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
即便不被一顿好打，儿子过年的利是也没了。
这是因为提督在广州太闲了，所以才让他到河道总督府忙，对吗？
和珅被处理了，议罪银制度却定下来了，可是新总督遇到的，不是议罪银能解决的事。
难怪波拿巴不看这破书了，乔治安娜也不想看了，她又不是那些成天在巴黎高等法院“旁听”的观众。
可是她又很好奇两拨人是怎么打起来的，有人打架，有人是那种劝架的，有人则是起哄的，她一直以来都是和平主义者。
“哇哦。”
“怎么了？”波拿巴问。
“打架。”她兴致勃勃得看着书上的插图“衙门里的官差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
“你怎么对这种事感兴趣？”
“你不感兴趣吗？”
他严肃得看着她。
她吐了吐舌头，忘了他也是“官差”，他肯定不喜欢这种场面，早知道不告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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