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谁的权势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而皇帝自身，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主弱臣强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宫案”后，依旧持续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而“诸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而要论权势，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从开宝时期起，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在《汉会典》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首相”一职的解释，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因此，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比起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说让人意外的，还得是中书令、鲁王刘暧。从世祖时期起，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才干、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即便是名声，也都不如刘晖、刘曙这样麻烦缠身、“烂事”一堆的皇子。低调是其作风，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即便开宝末期晋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运”，吴公刘晖因“裁撤皇城司议”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退居不从，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权位与名望，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晋位中书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八皇子”，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只源于他的身份，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并且，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从这个角度来讲，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愚鲁”与“平庸”就能解释的？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让宗亲勋贵、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恰恰是“移宫案”后的秉政时期。通过“移宫”行动，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未必牢固，也难谈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维持着朝廷的秩序。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