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妮在农业中学进行了两年多的“学习”后，稀里糊涂地毕业了。毕业后迎接他们的还是回村务农。
回到家里，王大妮少不了对他的奚落。
“我的话你就是不听，如果当初不上这个农业中学的话，这两年可以挣好几百个工分呢！”
“好了。别说他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王母说。
因为大队主任刘根田是史楚生的姐夫，而王五妮所在的第一生产队长刘根明是刘根田的堂弟，所以刘根明就给史楚生安排了当队计（给社员记工分）的好差事。而王五妮被安排了给牲口割野草——一个谁也不愿意干的活。
王五妮割回草后要让饲养员过秤，每20斤记1分（10分为一个工分）。
由于当地土地贫瘠的缘故，能长草的地方，都几乎种上了庄稼，没有种庄稼的地方一般都是裸露着石头的地方和盐碱地，自然也长不了什么草。
因为进入秋季，有草的地方都有露水。所以，王五妮从膝盖以下，每天都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如果不把裤腿卷起来，裤腿上就会粘满厚厚的泥巴，就像戴着两个沙袋一样，不但很沉，还来回摩擦着小腿，很疼！如果把裤腿卷起来的话，小腿上就会被柴草剌出一道道的口子，生疼！由于当地冷得早，两脚泡在满是泥水的鞋里，冰凉冰凉的，非常难受。
他不知道什么草牲口吃，什么草不吃，这样本来能割到得草就不多，还让饲养员挑出来扔掉一半，所以开始时他每天挣不到5分。在第二生产队喂猪的刘五一天也挣到6分。而史楚生就更不用说了，一天至少给自己记10分。
为了能多挣工分，王五妮每天早出晚归地干着。虽然很累，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着。他认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应该不怕苦、不怕累才是。
“人家城里人还来咱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他们从小没有干过农活，比自己更苦、更累呢！”他经常安慰着自己说。
看到王五妮割草挣不到多少工分，王大妮很着急，就找到刘根明恳求说：“让我弟弟别割草了，让他和社员们一起干庄稼地里的活吧！”
“不割草，牲口吃什么？”刘根明瞪着眼质问。
“那你们给他定的工分标准也太低了。地里的草在夏天时就基本被割完和被牲口吃掉，现在根本就割不到多少草！”王大妮说。
“是他不会割！”刘根明反驳说。
“那你们可以换个会割的呀！”王大妮乘机说。
“好啊！那请你给我换一个呀！你能换到谁，我就保证让谁替他去。”刘根明瞪了她一眼说。
“我哪有那权力呀！”王大妮说：“你是队长，你有权安排呀！”
“对呀！我不是安排你弟弟了嘛！”
“你——”
“我怎么啦！噢！对了，你是说我这队长当的不好，是吧！有本事让你家那位爱打人的主来当呀！”
一看刘根明这么不讲理，王大妮知道这都是自己那个暴脾气丈夫和他打架得来的后果。
回到家里后，王大妮便和母亲商量说：“干脆让五妮跟我大去加工厂学木匠吧！又能学到手艺，又不用在村里受他们欺负！”
“这事我也曾经想过。看在你大的份上，加工厂估计会要他，但队里能给他口粮吗？当初他们就一直不情愿给你大的！”王母担心说。
果然，王大妮和刘根明一说，他又两眼一瞪说：“我不同意啊！不过，你们非要去，我也拦不住，但不能在队里领口粮！”
民以食为天，那个年代，没有口粮怎么生活！无奈，王五妮只好继续留在生产队里，每天去割草。
反正是割多少草给多少工分，所以王五妮后来改变了作息时间。上午露水多，他就在家休息，快中午时露水没有了，他才出去找草。所以他中午不回家，晚上回得很晚。
这天中午，他正要翻过一个有半人高的土坎时，突然听到土坎那边的排水渠里传出了奇怪的声音。他以为有什么小动物藏在那里，便下意识地悄悄伸出半个脑袋去看。他看到作响处的蒿草在不停地摇动着。
“可能是兔子！”他脑子里首先反应到。
于是，他蹑手蹑脚地爬上土坎。
当他站起身来正要举起镰刀扑下去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举起的镰刀也停在半空中。
原来，在排水沟里有一男一女，正衣冠不整地抱在一起。
“啊！”当王五妮还没有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时，男人身下的那个脸朝上躺着的女人，被突然出现的王五妮和举着的镰刀吓得尖叫了一声。
王五妮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但他马上意识到他们在干什么，便下意识地扭头慌忙离去。
整个下午，他就像自己干了什么错事一样，心里总是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