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出自李白的《上李邕》一诗，其中，宣父即孔子，唐太宗贞观年间诏尊孔子为宣父，《论语·子罕》有言：“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相传，李白游渝州谒见李邕时，因为不拘俗礼，且谈论间放言高论，纵谈王霸，引起当时的文坛大家李邕不悦。
而李邕为人自负好名，对年轻后进态度颇为矜持，甚至连史书上都直言不讳地说此人“颇自矜”了。李白对此不满，在临别时写了这首态度颇不客气的《上李邕》一诗，以示回敬，讽刺了其倚老卖老的作风。
载洸这句暗讽可谓是杀人不见血，一般人如果不知道这句诗的创作背景，还还真不见得听得懂其中的含义，但是对于饱读诗书、一向以圣人尊师自居的翁同龢而言，可谓是杀人诛心。
可是生气归生气，他也知道自个辩不过载洸，只能恼羞成怒地对着他甩了下袖子，“哼——”了一声后作罢。
而殿上的光绪始终没有主见，也不能一锤定音，他还在犹豫着。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缓缓地从自个的龙椅上站起身来，边沉思着边走下台阶。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载洸，但是于光绪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言，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完全将自个短视、冲动、平庸等缺点暴露了出来，使得自己的威望不升反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十分渴望通过几场胜仗来树立自个作为皇帝的权威。
如果能在没有载洸的情况下打赢这场仗，对他这个皇帝来说是个重大利好，他有机会增强自个在军民中的领导力。而且，现在载洸已经将新军的兵权全交出来了，眼下正处于兵权的真空期，他也想通过这场战争的契机来培养属于自个的军队。
也正是因为如此，翁同龢与他心照不宣，千方百计地想要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光绪毕竟还是皇帝，他需要考虑的是继续战争的合理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撑这一主张，不仅说服不了众臣，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拿整个国家的命运去赌。
既然自个没有主意，关键时刻就还得问真正有主意的人，光绪走到载洸面前说：“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赢日本人？我大清真的就如此羸弱，没有一战之力吗？”
载洸：“皇上，战争讲究的因素过多，传统兵法上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于新时代的国际战争而言，已经失效了。
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在战场上也不管用，现在的国际战争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正能决定战争走向的，一是军队的军事素养，二是战争国的综合国力。
前者自不必多说，自从开战以来，我军无论是在单兵作战能力还是战术执行力方面，除了新军不落下风之外，都是部队都是远远落后于日本人的，最能直接说明这点的，便是伤亡比。
据统计，开战到现在，敌我双方的战斗减员人数比是1：4，我军之所以能从战争之初的颓势，打到现在勉强拉到势均力敌的地步，是靠无数将士的性命铸就的战果。
至于综合国力，就目前而言，我们跟日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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