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
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也在践行这种理念。
余秋雨:
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学生们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在路上,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回来了。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王湘宁:
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
又过了一年多,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苍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再过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学生们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有一次,他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犬,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一听就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犬,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现在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幽默不起来了。他感到任务很重:一方面,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开创性的编年史。在思想内容上,他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重要的政治观念。
裘小玉:
这些,后来也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
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更有说服力。
一天,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孔子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苍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因此,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还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来说,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