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一〇——一七〇三)是当时一个写了不少文艺著述的军人,他自二十年代末入伍后从军达二十年,后流寓国外,死于伦敦。由于他经历丰富,见识广博,后又离乡去国,对当时法国文艺理论领域的问题认识得比较清醒。
他曾为受压抑的高乃依辩护,后来又在“古今之争”中站在革新派一边。对于诗歌问题他曾发表过“荷马的诗歌永远是杰作,但不会总是楷模”,“如果荷马活在今天,他也会写出适应他所描绘的时代的绝妙好诗来”(《论古人诗歌》)等著名论断,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对于戏剧,他在《论古代和现代悲剧》(一六七二年)等论文中也申述了与诗歌相类似的意见。他说:应该承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其中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可供一切民族在一切时代都尊奉的永恒法则。高乃依为戏剧所创造的美好东西,亚里士多德就想象不到。亚里士多德之后,一切事物曾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例如,我们要表演合乎自然的东西,也表演非常的东西,但不愿表演神圣的东西,即使写英雄也以人力所能及为限,因为英雄人物的伟大是属于人类的,而不是属于天神的。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信奉的宗教精神就与古代悲剧的精神大不相同。又如在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悲剧靠恐惧和怜悯使感情得到净化的问题上,我们显然也不同了,“净化”究竟是指什么?把我们的心灵打碎之后又去重新塑造岂非滑稽?把我们的心灵震撼一通竟然是为了再使它安静岂非滑稽?这样的悲剧一演出,一千个观众中至多只会有六个哲学家看了之后去自我反省,其他观众则被搞得昏头昏脑。我们今天的恐惧不带迷信,是担忧古人、同情别人,不会使自己丧失勇气。我们今天的怜悯则是从仁慈和人道出发关切剧中我们崇敬的人。总之,我们摆脱了古人的迷信,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对善恶的态度,促使它们获得该有的报应,并使这种感情在剧场中得到宣泄、发生感应,这是我们比古人更为有利的地方。
圣埃佛尔蒙对于戏剧发表过多方面的意见,但就从以上介绍的这些观点,人们已可看出他确实不失为一位目光向前、很讲道理的学者。在一场规模庞大、涉人不少的学术纷争中,态度最公正的往往未必是那几个中心人物。很可能有这样的人,他声音不高、地位不显,又不置身旋涡中心,但他的侃侃之论却比那些慷慨言辞更为入耳,只不过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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