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济堂以推翻帝制，建立资本性政治为终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推翻帝制建立资本政治，从而让政治为资本利益服务。
而孟曾泽本人，是当年反王周旬安插在河南的暗桩，负责将北方的军事情报送往南方，并且在北方组织物力，向南方输送物资。
这也是为什么，隆元八年张祥、周晟南下江南查案，最后查到河南粮库空虚的原因，就是孟曾泽以及其他同伙和上峰，在河南道替南方叛军购买货物，然后填入江南的账，用江南的货物输往叛军地盘。
同时为了洗白这些物资，就需要从江南的钱庄、票号走账洗白，这也是当年女帝派遣张祥南下查钱庄的目的。
而七王之乱失败之后，七王在北方的势力作鸟兽散，逃的逃，抓的抓，藏的藏，孟曾泽本想隐姓埋名躲藏起来，但是七王之乱虽然败了，但是七王之乱的一些余党、叛军和南方的财阀勾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世济堂”，并且掌握了七王在北方的一些暗桩和线人，孟曾泽被挖了出来。
同时由于孟曾泽是当时山东地区唯一能够联络上的较大头目，于是孟曾泽顺其自然就成了当地的重要头目。
根据孟曾泽交代，密党内部的组织架构异常严密，按权力等级划分，粗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细分为十七个等级。
其中上层分四个等级，中层分六个等级，下层分七个等级。孟曾泽属于上层第三个等级，而他能联络的上峰，只到第二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他还见不到。
而孟曾泽这种地区性的头目，控制了整个山东地区，而目前山东归属河南道管理，孟曾泽的眼线势力范围覆盖半个河南道，而另外半个河南道则被另一个头目控制。
而上层第四等头目，则是州一级的头目。
也就是说，上层第三等是节度使级别的头目，而上层第四等属于刺史级别的头目。
上层第二等是分封王的头目，上层第一等，是皇帝级别的头目。
如以此推测，这些密党分子的行政权力体系，堪称是影子政府，其体系之严密，架构之完整，与一个正常的朝廷官僚体系完全一样，唯一缺少的只是属官，而属官完全可以由这些头目自己任命。
沈云卿相信，如果朝廷今天倒闭，密党分子明天就能无缝衔接，顺利接管全国政权，这点丝毫不用怀疑。
尽管密党活猖獗，但是也有不顺利的地方，重点就是沈云卿。
由于沈云卿的突然崛起，还是爆发式的崛起，严重影响和阻碍到了密党攫取权利的计划，而且是计划一变再变，一拖再拖，否则密党早该发动叛乱，夺取权利，拖得越久，对密党采取武装夺取政权越不利。
因为密党发动叛乱的最大资本就是民情，自古农民起义没有贵族和富人的赞助，就从来没有夺取过政权的先例，这一点密党资本比谁都看的更清楚。
而农民起义就得有一个前提，把老百姓给逼反，才能推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但沈云卿崛起之后，却大搞农业建设，推广高产稻米，这些年更是大量推广土豆、马铃薯、玉米，和北方双季稻，老百姓都吃饱喝足了，哪里还想着造反。
结果就是，密党造反最佳的机会是在隆元二十二年之前的十年，朝廷面临空前绝后的危机，经济改革和工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当时密党确实准备动手。
但是各种事情发生的太快，密党内部难以统一意见，同时沈云卿在隆元二十年造出了火枪，并且能大量生产，这就让密党造反丧失了武器装备和技术上的优势。
而且隆元二十年的时候，全国民情全面好转，朝廷威信恢复，朝廷征兵极为顺利，全国主要的舆论焦点都在忽喇问题上，这个档口上谁造反，就会迅速受到民情反扑。
于是密党当时全衡再三，决定放弃武装叛乱，继续等待蛰伏。
但是让密党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越是等待，结果越失望。
沈云卿的财力迅速膨胀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同时沈云卿控制了工业、教育、技术、人才、市场，垄断了金融话语权，同时以金戋寺为爪牙，迅速重竖市场和规则。
并利用金戋寺机制，对官僚进行打击和压制，缓解了官民矛盾，同时期大量非“世济堂”财阀倒向朝廷，经济的繁荣和技术设备的开放，进一步让所有阶层受益，甚至就连官僚，在受到经济繁荣影响，也降低了对老百姓的盘剥。
原因其实很简单，经济好了，官员继续盘剥老百姓非但不能更多增加自己的灰色收入，相反还会影响经济发展，灰色收入增长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