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个阳谋，一旦农业政策开禁，官僚体制改革完成，地方权力垄断被打破，待等日后市场机制完善，经济盘面进一步做大，地方官权利派系瓦解后，就能回头来收拾这些个地主和财阀，把他们约束起来。
因为只要农业原料瓶颈被打开，这些地主和财阀充其量就是下游原料供应商，而朝廷和工业资本掌握着上游生产，同时朝廷还控制着其他乡的农业生产，能通过国有手段干预农业和原料供应。
一旦这些地主、财阀转变为经济农作物原料供应商，他们就会融入工业生产体系中，如果他们不识相，朝廷就把他们从供应体系中踢掉，换别人。
同时朝廷还控制农业生产，踢掉的供应商完全可以用其他农业份额去弥补。
所以这次官僚改革，改官僚只是其一，改革官僚的同时，也是改革农业结构，一旦两者改革完成，接下来就是改地主和财阀。
但前提是必须打破官僚派系在地方的垄断权威，拆散官僚派系和地主、财阀的紧密联系，让他们无法勾结起来，从而先拉着财阀、地主先削弱地方官僚，日后再用新建的官僚体系和市场体系，削弱地主和财阀。
两者必须分而治之，先治官僚病，治好官僚问题才能着手解决地主和财阀问题。
如果颠倒顺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更恶化。
历代王朝晚期的改革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先改地主、财阀的命，结果把地方上给逼急了，然后狗急跳墙。
“改官制利国利民利官僚，官僚若不改，天理难容。怀王身为吏部首座，是否也该为自己某一个退路。”
“海郡王的退路所指何路？”
“吏部执掌官吏考选之责，官僚改革首当其冲，怀王难道不想置身事外？”
“依海郡王之言，又该如何置身事外？”
“考功司一分为二，吏部执一半，朝廷执其一，如何？”
“呵呵……”怀王冷笑，随后说：“海郡王的胃口不小啊，考功岂能做两家之言。”
“事在人为，变通则通，不变则不通，怀王何必执迷于此。”
王朝用人体制分三个部分，其一是皇帝体系，其二是官僚体系，其三是吏部体系。
很多时候皇帝体系的用人处于瘫痪状态，女帝用人体系这是最近十几年慢慢恢复，拿回权力。王朝的多数时期，官僚的用人体系的主动权都在官僚和吏部手中，但最后还是要过吏部。
因为吏部是六部之首，是批准官僚晋升的降贬，签发行政命令的官僚。其他部门官僚要提拔或者任用人选，就必须国吏部这一关，因此吏部就有了和其他各部门交换利益的话语权。
吏部要放缺，其他各部就得向吏部妥协，拿出地方上的职位与吏部交换。即便是皇帝下达的地方任命，也需要吏部签发。
当然，皇帝可以下圣旨直接越过吏部，任命地方官吏，但是皇帝能干涉一两个，不可能干涉全国所有官吏的任命，最后还是靠的各部门，吏部这一关还是过不去。
因此官僚改革第一个障碍就是吏部，必选把吏部对人事的任命权弱化，并重新调整，但是完全收归，吏部显然是不会同意的，因此只能做两部分。
一部分是领导任命，一部分是公务员任命和司法系统任命
领导任命诸如高官、市长、厅长、区长、县长、乡长，行政系统主官仍由吏部放缺。
剩下的公检法领导、基层科员、科长、股长、处长、企事业机关单位，都由女帝和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负责选拔任命，形成两套体系。
这是目前的折中方案，当时机成熟，再对吏部的人事任命权重新调整。分几段完成，一步到位不现实。
这样一来，目前吏部对人事的任命基本不变，而女帝和宰相得到的任命权其实是这次官僚改革多出来的权力和职务。
如地方的司马和县尉，负责的是地方的军事房屋和缉拿捕盗，这次官制改革，进行职能的重新调整，地方司马将变成类似于地方武警、民兵，同时恢复司寇，专职公安警察职能。
司马仍归兵部管辖和放缺，而司寇则由女帝、丞相双重领导，刑部负责督导，任免由皇帝和丞相双从负责
如果司寇的放缺单纯由刑部过问，或者成立其他衙门，就会造成既有官僚体系权重增加，亦或者新增权利部门被其他既有官僚部门吞并，不利于新官制的改革。
同时由于丞相权利增加，日后君权将退居二线，因此这次官僚改革的核心将是宰相权重，皇权权重将偏向于经济权利、军权、部分外交，丞相权重偏向于内政、治权、外交，因此丞相日后将成立皇帝为首的小内阁。
而传统的官僚体系将置于相权之下，形成君主、宰相内阁、高级官僚大内阁的三级模式。从而将现在的皇帝、宰相，宰相、官僚，这种两级模糊权利体系彻底重塑。
对于沈云卿的提议，怀王未做正面回应，而是说：
“陛下，此事兹事体大，能否容臣考虑考虑。”
“无妨，兄长可以想清楚再做答复也不迟。”
“谢陛下，那臣就先行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