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最大的硬伤莫过于科举制度本身，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到清末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已经丧失了选拔“人才型”人才的作用，变成选拔“官吏型”人才的制度。
隋唐时期的科举，本质上并不完善，朝廷官员的任命，多数仍然通过朝廷与传统士族的内部推荐，科举只是作为辅助选才的工具。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虽然不完善，但是选才的指标范围却很广，不单单考察生员的文采、逻辑能力，更注重生员的技能。
所以唐朝、宋朝的许多生员，出过不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而且这还是比较出名的，那些不出名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而到了明清时期，官吏的选拔通过科举系统化，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从选才，变成选“官吏型”生员，到了清朝，更是变成了选奴才。
科举制度创立之初用于选拔实用型人才，而非官吏型人才的目的已经荡然无存。
相反明清时期“人才型”人才反斥之为“奇技淫巧”不学无术，实则都是放屁。
岐帝国的科举虽然注重人才型人才选拔，但是更依赖官僚系统和士族大家内部的推荐。同时到了王朝晚期，官僚系统已经腐化堕落失灵，丧失了自我正常代际更新的能力。
无论是科举选拔，还是系统内部选拔，选拔的人才和官吏的水准已经大幅拉低到无底线的地步，这就导致官吏的能力低下，甚至是逻辑力的低下。
早期科举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考生员的思维逻辑力。
当然，由于中文的独特性，要写好诗词需要很强的语言组织和逻辑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及第的考生文采好的原因。但也因此让官吏的选拔开始转向文采选拔，以至于后来发生扭曲，变相成为要及第，就得先练好文采的畸形规则。
文采好不好，和人的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只能说有间接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
所以科举到后来选官吏，其实已经变相成了选“字帖、文艺家”当官的制度。
谁字写得好，谁文章写的妙，谁能脱颖而出。相反那些提出改革意见，有其是改革难免要批判现实政策的考生，多数情况下根本出不了头。
由于王朝晚期的种种问题，导致人才能力匮乏，进而让朝廷在处理内政外交，治理国内时的“智力量”明显不足，智力量的不足导致政策创新和可选择的选项更少，操作空间更小，根本原因就是人才质量下滑，导致政府能力减弱。
眼前这些个只知道嚷嚷的官吏，已经从解决问题的官吏，变成只会宣泄自己不满意见的官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现实困境，但同时又不满意现状，自己也无力改变现状，所以就要呐喊。
就事论事而言，其他领域也许未必如此，但至少外交这块，本质上是他们是低能儿，不知道力量的交易和平衡。
而且“尊严”这种东西没有统一的标注衡量尺度，同时也因为历史悲剧和前车之鉴太多，让但凡是在外敌面前“让步”和“怯懦”的行为可耻的罪行。尤其是文官集团无能的时候，这种现象更严重
但事实上，斗争应该讲策略，更应该讲原则。
你明知道正面硬刚要吃亏，还死扛着不让步，最后非但丢了面子，还得丢了里子。
“本王还是那句话，一切以朝廷大局为重，不以一时之失利论英雄成败。若是连小小的挫折也无法承受，天下又岂有常胜不败之军。诸位若再认死理，休怪本王将你等轰出去。现在各归各司，都散了吧。”
“那海郡王如何能保证李义清不会胆怯懦弱而出卖朝廷。”齐承宽质问道，其他人应声附和。
“那齐大人告诉本王一个尺度，何种程度才不是出卖朝廷。但不要跟本王说，本王主掌邦交本王应该清楚。本王是清楚，但在场诸位人人都有自己想法，人人所持尺度不同，你齐大人认为的出卖，在其他大人心中也许是出卖，但也许不是出卖。请齐大人明确告诉本王，我朝付出何种代价，才不是出卖。”
“我……”
齐承宽语塞，其实他根本没有外交“代价”的概念，单纯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外交的博弈，永远是利益的取舍，失去了金银财宝和货物，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时间，最终把你干倒了，我就是胜利。
如果像宋朝那样，澶渊之盟争取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间，却只知道努力埋头搞享乐经济主义，而不知道提升军队质量和作战能力，这种议和又有什么意义，难道说这种议和就不是自己出卖自己，准确的说是皇帝出卖了朝廷。
与忽喇议和，最终谈的还是物质，这些个官员一没有经济头脑，二没有外交斗争经验和技巧，三没有能力，四只有一张嘴，所以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数据出来。
沈云卿强势还击压制下，这些个文官渐落下风，继续折腾了许久，才逐渐散去。桑劲川终于松了一口气，很是感激的说：
“海郡王出手相助，下官感激不尽呀。”
“桑大人言重了，此事关乎朝廷国运，本王岂能袖手旁观。本王此来是为李义清而来，李义清打算称病违抗陛下旨意，还请桑大人去李义清府上与他言明利害关系，不可耽误朝廷大事。”
“可眼下正值百官义愤，要说动李义清主动出使，怕是不太容易。”
“那就请桑大人尽力而为，如若实在说不动，本王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