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用那些王府来的厨子，这些人在工地上忙碌，负责万余民夫匠人的饮食。
正在徐光启纳闷的时候，赵云带他来到目的地，官道边的小客栈，二楼唯一的“雅座”。
赵云丝毫不讲排场，进门和店掌柜热情打招呼，喊他秋伯，喊做饭的老板娘秋婶，吩咐小太监王承恩将昨天猎取的野鸡和狍子拿到后厨，嘱咐加上辣椒炒。
这引起徐光启的注意，辣椒只在他天津的庄园里大量存在，而且暂时还是作为观赏植物存在，没听说有人吃它。
在他的庄园，还有花生、番薯、玉米，一批从西洋流入的物种，听西洋传教士说的神乎其神，似乎能解决天大的难题，却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老百姓并不中意它们，味道也差强人意。
赵云第一次祭出辣椒这个法宝，原因是量太小，民间没几家种它，就等着徐光启来到，用辣椒进一步勾起话题。
果不其然，徐光启问：“殿下用辣椒炒野鸡、狍子？”
“不瞒先生，其实用不着野鸡，只要是家养的鸡，或者是肉类，加辣椒炒后味道可口，先生不妨待会品鉴一番。”
徐光启那么多的头衔，其中之一是农学家，为此还写了《农政全书》等五部农学、7K利方面的著作，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培育、收割都有研究，致力于推广几种新的农作物种植，诸如玉米、花生和番薯。
从长远看，他是成功的。这些作物后来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此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一段时间的主要粮食作物。尤其是在寒冷干旱又相对土壤贫瘠的北方，这些作物耐干旱、耐寒冷的特性非常重要，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土地供养的人口增多，中国人口的数量常年徘徊在一亿以内，一百余年后数量激增两倍，达到史无前例的三亿人。
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很多历史学家称其为番薯盛世，可见在农业为主的时代，粮食作物对一个王朝兴衰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一旦徐光启鼓捣的这些农作物能够大面积推广种植，相当于大汉朝的可用耕地变成现在的三倍，那么土地兼并、豪强压榨等行为对国家的影响会明显降低，百姓流离失所的概率会很小，大汉朝仅靠这一个举措至少续命几十年。
赵云高屋建瓴，换成在座几人能听懂的话，将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徐光启听傻了，筒直是知音啊！一个养在深宫里的亲王，怎么会有如此见识？
对徐光启而言，赵云的观点并不新奇，但是赵云的说辞闻所未闻。比如，赵云对农作物特性的认知，对它们推广后百姓生活的改变，对产量提升后耕地面积的变向增加，以及缓解日益紧柳的社会矛盾，这完全是高于普通朝臣几个档次的表达。
赵云很谦虚，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课本上就能学到的。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根基是农业，最核心的工作是种田，农民种庄稼是评判生产力高低的几乎唯一要素。
一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根源上取决于生产力的提升，徐光启在天津庄园的所作所为，为大汉朝真正的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徐光启却有苦难言，培育作物谈何容易。
别看传教士说的漂亮，那些作物如何了得，如何让欧洲人茅塞顿开，他们因此走向富裕的道路。
等到真正实践的时候，徐光启发现问题很多。从产量而言，玉米不像他们说的棒槌一般大小，很多只有一扎长，甚至食指那般粗细。从味道论，番薯不是那般可口，甚至吃了让人腹胀。从环境论，花生甚至难以生长，没几个颗粒饱满。
赵云认可徐光启的观点，这些作物到一个新的地方，需要连续多年的培育，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不至于水土不服。需要选择优良的品种，保障产量的提高，以及最好的口感。需要搞清楚最佳的种植节气，让气温和水分最有可能帮助作物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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