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娜拉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文｜安小庆
编辑｜金桐
图｜安小庆（除署名外）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课外辅导机构的初中语文试卷里。
在试卷的阅读理解部分，出题者设问：「宁要痛苦，不要麻木」说明了刘小样怎样的思想状态？结合刘小样的处境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请借助所学过的知识提出建议：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
没人知道刘小样究竟去了哪里。失联十年，不需要特别的场景和时机，永远有人在提醒张越，刘小样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刘小样，是在2018年的英国。台里派张越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待上课。楼道那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小时候，她不甘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却也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她哭着告诉张越，「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节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她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
二十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最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
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最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营生。
15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家里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一万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第一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甚至有一位观众打来电话，一口咬定刘小样是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节目组再去陕西调查一下。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最难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第一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节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95世妇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丛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刘小样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离开北京前，张越嘱咐她，小样，你的心别乱，你回去还是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们能帮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帮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门，或者多读一些书。
「你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来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里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地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最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