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应星祖上的荣光早就不在了，自家也落魄的挺穷。因此《天工开物》写出来后只能束之高阁，没法面世。
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大概意思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其他人集思广益完善内容，以我个人的本事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宋家的穷日子一直过到嘉庆年间。宋应星的族谱到此而断，估计是穷的连后人都没有了……闲话不提。
还好宋应星有个同乡，也是万历四十三年一起中举的同学，涂绍煃，人家中了进士，做到了汝南兵备道。
李自成本来就想着打到河南的时候，通过涂绍煃再去联系宋应星。
崇祯十年，涂绍煃奔母丧，居家丁忧。他得知老同学宋应星的情况后就出钱资助出版了《天工开物》。
正如宋应星在序言中写的那样，“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天工开物》起初没有翻起什么浪花，不被时人所知，也没被重视。
崇祯十年，这一年是1637年。当时也许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这一年，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两本书。
一本是殴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感慨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方法论》的原名叫《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本册子虽小，意义却异常重大，可以说它是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真正的起点。
无论是哲学史还是科学史，都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开启了人类的现代认知时代。
在哲学方面，笛卡尔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开启了认识论的大门。自此以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彻底分开，所有后世的哲学几乎都是从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笛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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