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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上古史(2 / 2)

【秦】秦赢姓,初封于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不过是个附庸之国,因和西戎竞争,渐次强大。平王东迁后,西都畿内之地,不能顾及。秦襄公力战破戎。周人始命为诸侯。至秦文公,遂尽复周朝的旧地。把岐以东献之周。周朝仍不能有。穆公之世,秦遂东境至河。

【楚】楚国是芊姓,受封的唤做鬻熊。居丹阳。已见前。鬻融之后,数传至熊绎,迁居荆山。在今湖北的南漳县。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立其三子:一为句亶王,居今江陵。一为鄂王,在今武昌。一为越章王,就是后来的豫章,在今安徽的当涂县。长江中流,全为其所征服了。又十一传至文王,迁都江陵,谓之郢。据江域的沃土,转和北方争衡。今河南省的南部,亦为其所慑服。

齐、晋、秦、楚,是春秋时最大之国。其强盛较晚,而其命运亦较短的,则有吴、越二国。吴是泰伯之后,周得天下,因而封之。越则夏少康之后。因为禹南巡守,奔于会稽,少康封庶子无佘于此,以奉禹祀。吴居今江苏的吴县;越居今浙江的绍兴县。其初,都是和断发文身的越族杂居的。久之,乃渐次强盛。吴的地方,到今安徽的中部。越则并有现在江西的大部。

以上诸国,都可称为一等国。此外还有。

【鲁】周公之后,封于曲阜,已见前。

【卫】武王弟康叔,封于朝歌。地在今河南的淇县。春秋时,为狄所破,迁于楚丘。在今河南的滑县。

【曹】武王弟叔振铎,封于陶丘。现今山东的定陶县。

【宋】微子启,纣庶兄,武庚亡后,封于商丘。现在河南的商丘县。

【郑】周宣王之弟友,封于郑。本在今陕西的华县。后来东迁今河南郑县之地,谓之新郑。

【陈】陈胡公,舜之后。封于宛丘。现在河南的淮宁县。

【蔡】蔡叔度之子胡,封于蔡。如今河南的上蔡县。后来曾迁徙到新蔡。最后又迁于州来,则在今安徽的寿县了。

【许】姜姓,舜臣伯夷之后。封于许,今河南许昌县。后来迁于叶,今河南叶县。又迁于夷,今安徽毫县。又迁于析,今河南内乡县。

此诸国虽不能和齐、晋、秦、楚等国比较,然而地方亦数百里。大的有后世一两府,小的亦有数县之地。和初封时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极大不过后世一县的,大不相同了。这便是逐渐开拓的成迹。《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当时列国,亦间有杂用夷礼的。然而从大体上论起来,如鲁卫等国,本居当时所谓中国之地者勿论。即如秦、楚、吴、越等本与异族杂居,在春秋初期还不免视为夷狄的,到后来,也都彬彬然进于冠裳之列了。这又可见我国文化的扩张。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最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

第九章 春秋的霸业

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起至四八一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这其间,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后人遂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列国内部有什么问题以及相互之间有什么争端,都由霸主出来声罪致讨或调停其事。霸主为会盟征伐之主。往往能申明约束,使诸侯遵守。列国对于霸主,也有朝贡等礼节;霸主虽有此威力,仍未能“更姓改物”。所以对于周天子,表面上仍甚尊重。王室有难,霸主往往能出来“勤王”。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为文明诸国之患,霸主也要出来设法。所以“尊王攘夷”为霸主的重要事业。所谓霸主,在表面上,亦受天子的锡命。论实际,则由其兵力强盛为诸侯所畏;又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服而然。

首出的霸主为齐桓公。其创霸,在前六七九年。这时候,河北省里的山戎,为北燕之患。河南北间的狄人,又连灭邢、卫两国。齐桓公都兴兵救之。其时楚渐强盛,陈、蔡等国都受其威胁,即郑亦生动摇。齐桓公乃合诸侯以伐楚,与楚盟于召陵。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可见其确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归向了。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出来主持会盟。然国小,力不足。前六三八年,和楚人战于泓,为楚所败,伤股而卒。虽亦列为五霸之一,实在是有名无实的。

宋襄公死后,楚人的势力大张。适会晋文公出亡返国。用急激的手段训练其民,骤臻强盛。前六三二年,败楚于城濮,称霸。

同时秦穆公,初本与晋和好。晋文公的返国多得其力。后来与晋围郑,听郑人的游说,不但撤兵而退,反还留兵代郑戍守。晋文公死后,穆公又听戍将的话,遣孟明等潜师袭郑,为郑人所觉,无功而还。晋襄公又邀击之于崤,“匹马只轮无返者。”秦穆公仍用孟明,兴师报怨,又为晋人所败。穆公犹用孟明,增修德政。到底把晋国打败。遂霸西戎,辟地千里。亦列为五霸之一。

然而秦国的威权只限于今陕、甘境内。其在东方,还是晋、楚两国争为雄长。晋襄公死后,子灵公无道,势渐陷于不振。而楚国的庄王日强。前五九七年,败晋师于邲,称霸。庄王死后,子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为晋所败。然厉公旋亦被弑。当时的形势,鲁、卫、曹、宋等国,多服于晋;陈、蔡及许,则服于楚;而郑为二国争点。厉王死后,共王仍与晋争郑。直至前五六二年,而郑乃服于晋。晋悼公称为后霸。前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戍为弭兵之盟,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于是晋、楚的兵争作一结束,而吴、越继起。

吴本僻处蛮夷,服从于楚的。后来楚国的大夫巫臣,因事奔晋,为晋谋通吴以桡楚。于是巫臣于前五八四年适吴,教以射御战陈之法。吴遂骤强,时时与楚争斗。自今江苏的镇江,上至安徽的巢县,水陆时有战事,楚人不利时多。弭兵盟后,楚灵王因此大会北方的诸侯。向来服从于晋之国都去奔走朝会于楚,表面上看似极盛。然而灵王实是暴虐奢侈的,遂致酿成内乱,被弑。平王定乱自立,又因信谗之故,国势不振。前五〇六年,楚相囊瓦因求贿之故,辱唐、蔡二国之君。蔡侯求援于晋,无效,遂转而求援于吴。吴王阖庐乘之,攻楚,入其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国。幸赖其臣申包胥,求救于秦,杀败吴兵,昭王乃得复国。阖庐虽破楚,伐越却不利。败于携李,受伤而死。子夫差立,兴兵伐越,败之于夫椒。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山以请成,夫差许之。句践归,卧薪尝胆,以谋报复。而夫差遽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前四七三年,遂为越所灭。句践北会齐、晋于徐州,称为霸王。然越虽灭吴,不能正江淮之土,其地皆入于楚,所以仍和北方的大局无关。其被灭于楚,在前三三四年,虽已是入战国后一百四十七年,然而其国,则久在无足重轻之列了。宇内的强国,仍是晋、楚、齐、秦。而晋分为韩、赵、魏三国,河北的燕亦日强。天下遂分为战国七,史称为战国时代。

第十章 战国的七雄

战国七雄,谁都知道以秦为最强。然而当其初年,实以秦为最弱。秦处关中,本杂戎狄之俗,其文化和生活程度,都较东方诸国为低。而战国初年,秦又时有内乱,魏人因之,攻夺其河西之地;而且北有上郡。现在陕西南部的汉中,则本属于楚。对于江、河两流域,秦人都并无出路。前三六〇年,已是入战国后一百十八年了。秦孝公即位,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一其民于农战,秦遂骤强。前三四〇年,秦人出兵攻魏,取河西。魏弃安邑,徙都大梁。秦人又取上郡。于是关中之地,始全为秦人所有。

秦国的民风,本较六国为强悍,而其风气亦较质朴。秦国的政令,又较六国为严肃。所以秦兵一出,而六国都不能敌。于是苏秦说六国之君,合纵以摈秦。然六国心力不齐,纵约不久即解散。张仪又说六国连衡以事秦。然秦人并吞之心,未必以六国服从为满足,而六国亦不能一致到底,六国相互之间,更不能无争战,所以横约的不能持久,亦与纵约同。

秦人灭六国,其出兵的路共有三条:一出函谷关,劫韩包周,此即今日自陕西出潼关到洛阳,而亦即周武王观兵孟津的路;一渡蒲津,北定太原,南攻上党,此即文王戡耆之路;一出武关,取南阳,又出汉中,取巴蜀,沿江汉而下,三道并会于湖北以攻楚。文王当日化行江、汉,亦就是这一条路。

秦既破魏,取河西,后又灭蜀。蜀是天府之国,其人民虽稍弱,而地方则极富饶,于秦人的经济大有裨益。于是秦人的东方经略开始。前三一三年,秦人败楚,取汉中。前三一一年,攻韩,拔宜阳。前二八〇年,秦又伐楚取黔中。于是江、汉两流域,秦人皆据上游之势。前二七五年,白起遂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又伐楚。拔郢,烧夷陵。楚东北徙都陈。后又徙都寿春。前二六〇年,秦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败赵军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遂拔上党,北定太原。于是韩、赵、魏三国,都在秦人控制之下。前二五七年,秦遂围赵都邯郸。当这六国都岌岌待亡之时,列国虽发兵以救赵,然多畏秦兵之强,不敢进。幸得魏公子无忌,窃其君之兵符,夺魏将晋鄙之军以救赵,击败秦兵于邯郸下。赵国乃得苟延残喘。

然而六国的命运,终于不能久持。前二五六年,久已无声无臭的周朝,其末主赧王,忽而谋合诸侯攻秦。秦人出兵攻周,周人不能抵抗。赧王只得跑到秦国,尽献其地,周室于是灭亡。前二三一年,秦人灭韩。前二二八年,灭赵。这时候,赵人已拓境至代。于是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与燕合兵军上谷。燕太子丹使荆轲入秦,谋刺秦王,不克。秦大发兵围燕。燕王奔辽东。前二二五年,秦灭魏。前二二三年,灭楚。明年,大发兵攻辽东,灭燕,还灭代。又明年,自燕南袭齐,灭之。于是六国尽亡。其春秋时代较小的国:则许先灭于郑。郑亡于韩。曹灭于宋。宋在战国时,其王偃曾一强盛,然不久即灭于齐。陈、蔡及鲁,则均亡于楚。惟卫国最后亡。直到秦二世元年,即前二〇九年,才迁其君而绝其祀。然而偌大一个中国,区区一卫算得什么?所以当民国纪元前二一三二年,即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齐之岁,史家就算他是中国一统。

第十一章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东方的大国?这个与其说是兵力的盛强,还不如说是文化的优越。

神州大陆之上,古代杂居的异族多着呢!为什么我国民族终成为神州大陆的主人翁?原来初民的开化,受地理的影响最大。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之北便是蒙古高原,地味较瘠薄,气候亦较寒冷。其民久滞于游牧的境界,不能发生高度的文明。黄河流域之南便是长江流域,其地味过于腴沃,气候亦太温暖,其人受天惠太觉优厚,于人事未免有所不尽。而且平原较小,在古代,沿泽沮洳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只有黄河流域,气候寒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懒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劳,亦不怕自然界对你没有酬报,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发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从以前各章所述,伏羲、神农是在今山东的西部、河南的东部的。黄帝、尧、舜,则在今河北山西的中部。夏朝是从山西迁徙到河南的西部的。商、周两朝都起于陕西的中部。商朝沿着黄河东进。周朝亦自长安跨据洛阳。所以从泰岱以西,太原、涿鹿以南,丰、镐以东,阳城以北,这黄河流域的中游,便是古代所谓中原之地。我国文化,即以此为中心而广播于四方,而疆域亦即随之而拓展。今以汉族以外各种民族做纲领,述其开化的次第,便可见得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拓展的情形。

古代汉族以外的民族,最强悍的要算獯鬻,亦称玁犹,就是后世的匈奴,与汉族杂居于黄河流域。自黄帝以至周朝,历代都和他有交涉。因其地居北方,所以古书上多称为狄。到春秋时,狄人还很强盛。后又分为赤狄、白狄,大抵为秦、晋二国所征服。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各筑长城以防之。魏有河西、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秦有陇西、北地,以与戎界边。此诸郡以内,就都成为中国之地了。

次之则是山戎和(左三点水右岁)貉。其居地,大约在今河北、辽宁、热河三省之交。从燕开五郡而我国的文化广播于东北。辽宁和热河大体都入中国的版图。

再次之则是氐、羌。这两族很为接近。大约羌中最进化的一支为氐,居今嘉陵江流域,就是古所谓巴。其余,则蔓延于四川和甘肃一带。秦人开拓今甘肃之地,直到渭水上源。在甘肃境内的羌人,就大都逃到湟水流域。

南方的种族,大别为三:一是后世的苗族,古人称之为黎。古代的三苗,便是君临此族的。此族的根据地是洞庭流系。战国时,楚国开辟到湖南,这一族也渐次开化。一是现在的马来人,古人称之为越,亦作粤。此族的居地在亚洲沿海及地理上称为亚洲大陆真沿边的南洋群岛。此族在古代,有断发文身和食人的风俗。在历史上,我国古代沿海一带,大抵都有此俗的,所以知其为同族。其在江苏、浙江的,因吴、越的兴起而开化。在福建、两广的,则直到秦并天下后才开辟。山东半岛的莱夷和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大约亦属此族。莱夷灭于齐。淮夷至秦有天下后,才悉散为人户。一为濮,就是现在的猓猡。此族古代分布之地,亦到今楚、豫之交。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杜预《左氏释例》则谓其在建宁郡之南。自楚国强后,大抵都为所征服。战国时,楚国的庄蹻,又循牂牁江而上,直到滇国,都以兵威略属楚。因巴、黔中为秦所夺,归路断她。即以其众王滇。

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大略如此。古代交通多乘车,即战阵,亦以车战为主力。战国以后,则骑马的渐多,战阵上,亦渐用骑兵和步兵。这因古代交通只及于平地,而战国时开拓渐及于山地之故。当时汉族多居平地,所谓夷、蛮、戎、狄,则多居山地。开拓渐及于山地,即是杂居的异族和我国民族同化的证据。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我国的学术思想,起源是很早的。然其大为发达,则在春秋战国之世。因为西周以前,贵族平民的阶级较为森严。平民都胼手胝足,从事于生产,没有余闲去讲求学问。即有少数天才高的人,偶有发明,而没有徒党为之授受传播,一再传后,也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学术为贵族所专有。贵族之中,尤其是居官任职的,各有其特别的经验,所以能各成为一家之学。东周以后,封建政体渐次破坏。居官任职的贵族,多有失其官守,降为平民的。于是在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亦因时势艰难,仁人君子都想有所建明,以救时之弊,而其时社会阶级,渐次动摇,人民能从事于学问的亦渐多,于是一个大师往往聚徒至于千百,而学术之兴遂如风起云涌了。

先秦学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谈之论,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益以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是为诸子十家。其中除去小说家,谓之九流。《汉志》推原其始,以为都出于王官。此外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数术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以及方技略之医经、经方二家,推原其始,亦都是王官之一守,为古代专门之学。其与诸子各别为略,大约因校书者异其人之故。

诸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同本。如阴阳五行以及万物之原质为气等思想。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都有很大的变迁。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学以救世。其中最有关系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所以要归真反朴。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法所以整齐其民,术则所以监督当时的政治家,使其不能以私废公的。墨家舍周而法夏。夏代生活程度较低,迷信亦较甚。其时代去古未远,人与人间的竞争,不如后世之烈。所以墨子主张贵俭、兼爱;而以天志、明鬼为耸动社会的手段。此外,名家是专谈名理的。虽然去实用较远,然必先正名,乃能综核名实,所以名法二字往往连称。农家,《汉志》谓其“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指乃《孟子》书所载的许行。大约是欲以古代农业共产的小社会为法的,其宗旨与道家颇为相近。纵横家只谈外交,则与兵家同为一节之用了。

阴阳家者流,似乎脱不了迷信的色彩。然而此派是出于古代司天之官的。所以《汉志》说“敬授民时”是其所长。古代《明堂月令》之书,规定一年行政的顺序和禁忌,和国计民生很有关系,不能因其理论牵涉迷信,就一笔抹杀的。诸子中的阴阳家和数术略诸家关系极密。数术略诸家,似亦不离迷信。然《汉志》说形法家的内容,是“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于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其思想,可谓近乎唯物论。设使此派而兴盛,中国的物质之学,必且渐次昌明。惜乎其应声很少,这一派思想就渐渐的销沉了。

古代的学问,都是所谓专门之学。凡专门之学,对于某一方面必然研究得很深。对于别一方面,即不免有轻视或忽略之弊。此由当时各种学问初兴,传播未广之故。只有杂家,《汉志》称其“兼名、法,合儒、墨”,却颇近于后世的通学。

诸家的学问,都出于官守。只有小说家,《汉志》称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似乎是民间流传之说。今其书已尽亡。惟据《太平御览》引《风俗通》,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说,实出于小说家中的《百家》。则其性质,亦可想见了。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亦有很大的变迁。

古代说天子是感天而生的,迷信的色彩很重。到春秋战国时,儒家就有立君所以为民、民贵君轻诸说。怕旧说的势力一时不能打倒,则又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说,以与之调和。实在替平民革命大张其目。使汉以后起平民而为天子的,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而亦替现代的共和政体,种了一种远因。

因世运的渐趋统一,而郡县的制度,渐次萌芽。古代的郡县,是不相统属的。大约在腹里繁华之地的,则称为县;在边远之地的,则称为郡。所以郡,大概是辖境广,而且有兵备的。后来因图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统县了。从春秋以来,小国被灭的,大都成为大国的一县。乡大夫采地发达的,亦成为县。古代官制,内诸侯与外诸侯,在爵禄两点,全然相同;所异的,只是一世袭,一不世袭。改封建为郡县,其初不过是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而已。所以能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则因交通便利;各地方的风气,渐次相同;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指挥统率之故。所以封建郡县的递嬗,纯是世运的变迁,并非可以强为的。

内官则今文家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九卿以下都无说。古文家则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坐而论道,无职事。家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分管全国的政事。其地方区画,则《周礼》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编制以五起数,和军制相应。《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其编制以八起数,和井田之制相合。大约前者是行于乡,而后者是行于野的。参看兵制自明。

古代的兵制:今古文说都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惟今文说以师为一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古文家则以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出赋:则今文家谓十井出兵车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郭、邑居、园囿、术路,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乡大夫采地大的。诸侯大的一封,三百六十里;天子畿方千里,亦递加十倍。古文之说,兵数远较今文之说为多,大约其出较晚。然六军之数,还不过七万五千人。到战国时,则坑降、斩级,动至数万,甚且至数十万,固然也有虚数,然战争规模之大,远过春秋以前,则必是事实,不能否认的。这骤增的兵数,果何自而来?原来古代的人民,并不是通国皆兵的。所以齐有士乡和工商之乡;而楚国的兵制,也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正式的军队,只是国都附近的人。其余的人,虽非不能当兵,不过保卫本地方,如后世的乡兵而止。战国时代,大约此等人都加入正式军队之中,所以其数骤增了。战争固然残酷,然而这却是我国真正实行举国皆兵的时代。

古代阶级森严,大夫以上,都是世官。《王制》说:命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别其才能之所长,以告于王而授之官。周官则六乡六遂之官,都有教民以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兴其贤者,能者于王。此即所谓“乡举里选”。乡人的进用,大概不是没有的事;然其用之,不过至士而止。立贤无方之事,实际是很少的。到战国时代,贵族阶级,日益腐败。竞争剧烈,需才孔亟。而其时学术发达,民间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于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遂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我国的有成文法,亦由来颇早。其见于古书的,如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九刑》都是。西周以前,刑法率取秘密主义。至春秋时,则郑铸《刑书》,晋作《刑鼎》,渐开公布刑法之端了。战国时,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朝亦沿用它。从此以后,我国的法律,就连绵不断了。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

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

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豪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阶级。

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

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离居不相待则穷。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陵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级制度的又一转变。

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前此“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市乃无征而作布。”便可见此时的工商事业,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时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剥削人民益甚,于是有孟子所说“慢其经界”的“暴君污吏’,。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渐感不足,不得不将田间的水道陆道,填没开垦,这就是所谓开阡陌。于是井田制度破坏,而分地不均。古代作为公有的山泽,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经营种树、畜牧、开矿、煮盐等业,而地权之不平均更甚。

地权不平均了,资本跋扈了。一方面,有旧贵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兴富者阶级的豪奢。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遂成为一悬而不决的社会问题。

货币的发达,是大有助于商业资本,而亦是大有影响于社会经济的。于此亦得说其大略。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造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于远处,用以与豪富的人交换的。《史记·平准书》说:“大公为周立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见黄金、铜钱、布帛三者是社会上最通行的货币。然而别种东西,亦未尝不用。秦并天下,黄金的重量,改以镒计。铜钱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为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国家都不认为货币,然亦“随时而轻重无常”。三代以前,货币制度的转变,大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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