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奏本，皇帝实录、圣训、诏旨都存放在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如需调用，查阅的，需要事先请旨，到军机处领来牌票，然后才能到皇史宬中的配殿，找寻相应的资料。
肃顺带着户部随员，园子到了紫禁城的南角，进到皇史宬，找来值日的司官，出示牌票，司官姓周，知道肃顺是皇上面前最得宠信的大臣，又有公事在手，执礼甚恭，“大人，不知道要找那一年的卷宗？小的给您去找？”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来自甘肃布政使董浩董大人的奏折。你去给我找找看？”
“是，是，是。请大人到签押房中稍候片刻，小的马上就去找。来人，还不给大人奉茶？”
肃顺在签押房中喝茶坐等，周主事带人进到偏殿之中，这里到处都是整面墙高的硕大书柜，每一扇书柜上，都写明了分类、年份、日期。
翻找了片刻，终于找到了所要的奏折——当然是抄本——《为省内税课不足，奏请开办捐纳，奏请皇帝事折》。取出来交给肃顺，他先展开来看了几眼，页面已经发黄，字迹却清晰如昨，“……查甘肃税课，除牙贴等项外，有商畜二税，内有过税、坐税之分，过税乃系贩往外地货物应纳过路之税，坐税系置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亦即为落地税。……”
太多的内容来不及细看，肃顺把奏本交给随从，站了起来，看着周主事为了翻找奏本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土，倒像个煤店的活计的可笑样子，心中一动：“周大人，此番多多费心了。”他很客气的说：“老兄在这里几年了？”
“五年半。”
“那，历俸也该满了吧？”
“是。”周主事答说：“一时没有缺可以升转。”
“外官呢？”
“这，……”周主事似乎有点不知所答之势，但突然很快的说，“这还要请大人栽培。”
“好说，好说。”肃顺展颜一笑，“老兄缺份苦楚，皇上早有所知，等过上一段吧，功德圆满了 ，我替老哥想想法子。”
周主事自然是喜笑颜开，口中答谢不绝。
肃顺在皇史宬盘桓了一会儿，起身回府，把奏本交给龙汝霖和黄锡观看，这份折子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将甘肃省内每年税课不足的情况向皇帝做常规的奏报，请求皇帝下旨意，加征商税，以充军用；一方面是奏请开捐纳，所充款项，用于甘陕回乱战事。
乾隆四十年以后，皇帝的性情变得骄奢淫逸，百姓长居水火之中，各地民变不止，以福康安为首的一干大臣像是救火队员，忙得不可开交，偏偏数次南巡，银子花得如泥沙一般，府库根本支撑不起浩大的战事，因为这样的缘故，董浩上了折子，请旨朝廷开捐纳之门，以填充国家之需。
折子中的内容从顺治六年，户部为弥补岁费计，遂奏请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开始，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罗列大观。董浩在折子中说：‘捐纳、捐输之法，本为以官爵封典为赏，以向小民、官吏吸收钱粟，以供岁用，此本汉代纳粟拜爵之遗制，非我朝独有。’
‘圣朝开国之初，为网罗民心计概废明季之三饷，并蠲免各地钱粮甚多，然其时正当草创，百事待兴，焉可令国家岁入常有入不敷出之窘？是故，世祖章皇帝……给内外僧道度牒，并准徒杖等罪折赎。怠之康熙十二年后，三藩之乱兴，为用兵筹饷，乃又开捐纳实官之例，至今已有百年矣。’
在此次就捐纳之事奏请皇帝，并请旨在甘省试行的折子中，董浩说，“臣午夜思维，唯有各省报捐监生一项，若稍稍通融办理，尚可计日得有一百数十万两，以济目前需要，臣差常例，外省报捐监生，系有藩司上兑，先给印收，会咨户部、国子监填照，发至本省换给，辗转之下，每至经年。是以各省捐生，每有托亲友在京报捐者，皆为得照迅速。”
董浩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请饬户部、国子监，先以‘空白部照交发各省藩司，俾捐生可以随捐随领部照，’这样一来的话，则各省皆可以‘酌为就近办理，以为集腋成裘之计’。
以国家用度之紧张，战事之频密，董浩这样的一片折子本来可以大获帝心，从而推行各省就近办理捐纳之事的，事情坏在他在折子中提请的增加商税一节。
有清一朝，商税极低！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税收有一个极大的缺失：没有扩张性。不能骤然用之增加临时收入，因而补救的办法只有两条：平时多多储存岁余，或者临时增加推广捐纳。
苟使一旦所遇的财政困难超出上述两种方法所能补救的范围外，却又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解决途径！
在董浩的折子中，他提出一个见解，认为历朝历代，于商人的税率太低，而且‘征商一词，含义甚狭’，仅指关市之征而言，他种如盐、铁、茶课还不列于征商制下，所以就出现了河工、盐商‘富可敌国’，而朝廷‘用度吃紧’的怪异景象。
董浩认为，‘中华征商制度，起源甚早，周礼有厘布、紟布之征，汉唐以后，也各有征商之法，虽有简繁之别，但无一朝不征收之，我朝入住中原，大行善政，除圣祖仁皇帝行永不加赋上谕以来，对于一切课税，皆务从轻。可谓于民恩泽厚矣。’
‘我皇上御宇四十年来，皇舆境内，征收商人贸易之税不足30万两，与宋代天禧末年，征商岁入800万贯相较，可说是极少。况此数为法定税额，能否收致辞数，仍在未定之天。’
有鉴于此，董浩认为，应该征收商税，以裕国课。而且，现今所行，‘仅关有征而市无征，致令富商大贾盈利巨万，却不纳赋税，与农人输什一之税比较起来，负担实在过于不均。’因此他提请朝廷，按照‘资本大小，及岁入渔利多寡而课之。’即凡‘有资本银在千两以上者，计其渔利，岁可得银百两，……按什一之制，每年征银课十两，资本多者以此递加。’
在贴税而言，对于那些有行贴的（行贴就是今日的营业执照）‘即不再征收贴税，以免重复。’最后一种是关于那种‘不用重本而取厚利，或用重本而取微利者，则要按照其岁余盈利多少而征收，不按本银征课。’
董浩在折子中提出的两个办法大为皇帝欣赏，当下将原折交户部公议，谁知道共商之下，将这份折子中的条陈全数驳了回来，关于征收商税的内容，批驳他‘道德文章，名重一时，口出市井之言，令人大感怪异’。
这只是对董浩个人的攻击，与条陈无关，在下面又有人说，‘历朝明主，无不以惠民为第一要务，恩惠之术，莫如薄赋敛，圣祖对后世子孙所留祖法，唯永不加赋四字而已。然薄赋敛，不累民之心，早已蕴含其中。后世子孙躬行不悖，万不敢有增加民负之举。’
至于文中提及的，在省内开捐纳之门的办法，也给这些人驳回了。不过和前者比较起来，这方面的原因就浅薄得多了：开捐之法并非是很多人以为的恶例，一般而言，俊秀及文武生员输赀捐纳贡生、监生职衔，内外官员得捐加级、记录及请封典，又有平人捐职衔者，亦是为请捐封典所用，不过这种捐赀之道，也很是为京中各大小衙门多了一份过手的银资。
董浩奏请在本省内开捐赀之门，无端的断了这些人的财路，如何能够依从？皇帝交部公议的折子，很快因为‘捐纳之法放于省内，虽可收迅捷之效，然恐过于泛滥，过此则不免成为强弩之末，百姓竭泽而渔，捐纳善法，亦难当大用也。’
户部给事中将折子中的条陈逐条封驳，乾隆很是不满意，下旨再议，如是者三次，都为他们以大同小异的理由驳了回来，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乾纲独断了。
不过既然交部公议，就不能不考量臣下的意见，最后乾隆皇帝决定，捐纳交给省内办理之议暂时在甘肃省内试行，若日后有了真正的成效，再推广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