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六日，朝廷的上谕到了省里，曾国藩行礼之后，在手中展开来看，内容大约是这样的：“……同文馆之设，至今以九年矣，期间挑选八旗、汉族学生充盈，并雇请外籍教习，教以语言文字，并传汉教习训课汉文，着拟章程，每届四年，由总署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分别优劣，各以讲叙革留之法。数载而下，大见其功。”
“……唯查该馆教习屡次更换，学生功课难免做辍，恐所学外国语言文字未尽娴熟，且俄、法教习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满，两江之地，另有法、俄教士商民多人，着曾国藩于任上，细细访查，有德才俱佳之士，可酌情举荐，引至京中，以尽布化之功。”
“又，经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推荐，任职江海关税务司顾问之英人费自来、李泰国、赫德等所上之‘洋药税厘并征’及‘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二文，经总署衙门奏陈御前，朕览奏，不胜惊愕之下，更以西人有此等心向天朝之仪度。除却‘进口章程’一文略有舛误，为朕下旨批驳，其余各项，均弃其错漏，取其忠悃，酌情采用。”
“以上该员，除费自来以老病侵寻之由，不日调转回国之外，另外二员，着两江总督妥善安置，并着由两江总督曾，带同以上二员，到京陛见。钦此。”
放下上谕，曾国藩楞了好大一会儿的功夫，他实在是搞不懂，皇帝召见自己，缘由大约可以想见，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来，要召见赫德等人了？难道，真的是上个月所上的两份奏折，简在帝心，皇上迫不及待的就要付诸实行了吗？
转念一想，曾国藩无奈的苦笑起来：皇帝的脾气他知道，人很聪明，更能善纳臣言，只有一节，大约是年纪太轻，想到什么，就恨不得叱嗟立办，片刻也不能等待——自己这一次进京，若是情势允许的话，倒要认真的劝导几句呢！
当下命人传松江府，并知会江海关税务司英人顾问赫德和李泰国，让他们到总督府，有事相晤。
赫德是英国人，本名叫罗伯?哈登，后来改名赫德，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当地的农场主兼一家酒坊的主人，母亲是农家女子，赫德是他们的长子。1850，考入贝尔法斯特大学，后来从父命，改入都柏林三一大学，1853，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再到贝尔法斯特大学，进修了拉丁和希腊语。
1854，英国外交部到大学招募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赫德得以免试入选，这一年的六月四日（这是公历）离开英国，七月到达香港，被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任翻译。这一年的十月，调至新开口岸宁波，任驻华领事馆助理兼任翻译工作，开始学习汉语和中文。
后来因为他工作能力出色，以二等助理实际负责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日常工作，这期间，他的中文能力有了相当的长进，更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孟子》甚至旁及《墨子》。
咸丰七年，调任广州，照例的二等助理及二等翻译，四月的时候，为巴夏理任命为秘书，时值二鸦之战，英法联军封锁广州，中英交恶，汉语人才稀缺，赫德更是大渐起用。
等到咸丰七年安山湖一战，赫德以随军翻译，也给中国人抓了俘虏，一直关在北京西山军营之中，其时双方能够做流利交流的人并不很多，赫德得以脱颖而出，甚至为到京不久的格莱斯顿爵士向总署衙门陈情，先一步将赫德放了出来，担任翻译之职。
其时海关之事，愈加繁复——海关是从康熙二十三年，为课华洋出入船舶税收而设，又叫新关或洋关，道光二十二年之后，渐事推广，统称海关。一鸦之后，政府每设一洋关，即同时设一海关监督，多以当地兵备道兼任，但清人多不通关税往来之事，总是请外籍税务司在旁指点，时间长了，尽为洋人架空，本身并无实权的。
赫德虽并没有任职税务司的经历，但他在中国生活的久了，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太多了。二鸦之战结束，两国签署《北京条约》及《优待战俘办法》的条约之后，被俘士兵纷纷返回祖国，赫德却留了下来，甚至辞去驻华领事处秘书、翻译的工作，转而进到同文馆，以教习为生。
赫德着实是人才，除却担任教习之外，他又在任上，写了两份文字，便是前面所提及的，另有七项章程，特别是拟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从关税中船钞（也就是吨位）项下收入部分提成，以用于上岸勘察、测绘和建立各种港务设备，使海关职守由专管收税，扩大到建立灯塔、疏浚港口乃至缉私等。
不过，赫德不过是一介教习，并无丝毫职权，这样的文字，也算他有感而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感于中国人于税务专职上的空白，聊以消遣度日’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诉求。
后来，这份文字给奕看到，很感兴趣，要过去呈递御前，皇帝大见其情，以为赫德以西人之心，居然能够顾念天朝，破格免去他同文馆教习，改任上海税务司总顾问一职。
至于他提出的种种主张，除却‘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一文中提及的，因为把原来仅仅适用于英商的《长江各口征收办法》推广到各国来华商人身上，从而使洋货不仅在沿海行销，而且深入内地，严重的打击了中国工商业之外，更有一节是，对洋货实行纳复进口半税的特惠条件，既便利了洋货的倾销，又减轻的洋商的税负等等条款弃而不用之外，其他种种海关建设及权责限制款项，令皇帝大为意动，并着松江府、上海道在治下税务司，试行一二。
赫德履任上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立下一项甚至出乎任命他为海关税务司总顾问的皇帝的意料之外的功劳。便是在上海吴淞口外海，设立测候所——也就是气象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官方意义上的气象站。
鉴于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经常遇到礁石险滩和恶劣气候等情况，赫德在上海外海放置灯塔的同时，想到了应该设立气象台站，当时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海关，南起广州，北至牛庄，分布于维度20°，经度10°范围之内，坐落地点很适合作为观察气象的网店，但当时赫德的建议遭到松江府知府倪良耀的猛烈反对，还是上海道王有龄从旁支持，方才得以购买来了各种设备，但并无专人管理。
咸丰九年夏秋之交，徐家汇天文台测出将有台风袭击上海，向商船发出警报——这一次的预测非常精准，从此以后，赫德之名，响彻两江官场，便是连北京的皇帝，也听到了。
李泰国的经历和赫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父亲是第一任驻广州的英国公使，李泰国随父到中国，咸丰五年的时候，接替威妥玛，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方顾问，在任上多有建树，在联络清政府官员中，广为“洋人治关”造舆论。他主张“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很得桂良、倪良耀等人的信任和重用。
但说来奇怪，桂良几次以‘李泰国顾问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为由向朝廷报请嘉奖，都无一例外的给皇帝打了回票，总署衙门不好再三烦请，只得把一肚皮的疑惑压在心底，不敢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