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建省之议，是年前有人分别上了两份奏折。一是给皇帝打发回家，赋闲读书的祁世长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省。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皇帝登基，改漕运为海运之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祁世长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久为朝廷的隐患，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
这个省的辖区，祁世长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祁世长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他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奏折给皇帝交军机处，奕将两个抄件转交曾国藩，后者草草看过，转递许乃钊等几个人，口中淡淡的说：“我跟子禾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看起来是又有了静极思动的心思了。”
这是隐隐讥刺祁世长不免书生之见。奕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祁子禾以家学渊源而闲置，总也难怪他会有这么一番心思。如今虽给皇上罢职赋闲，但在京中清流里亦还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皇上的意思是说，把原件转到内阁，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涤翁，信公，你们都是大学士，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也好和上面去回。”
曾国藩对祁世长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皇帝多年来倚重有加，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虽然现在是承平时期，但也要多多慎重。”
“对！一动不如一静！”许乃钊很起劲的说：“就这样把宗旨定下来吧。”
曾国藩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许乃钊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亦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奕思考片刻，以为以这样的主旨上奏皇帝，天子也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想法。
随即传军机章京瞿鸿玑进来，撰拟上谕，因为祁世长特重徐州，所以军机处要驳他的折子，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
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
这篇折子递上去，皇帝于此是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当即以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咸丰十五年的状元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咸丰二十年的状元，都察院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由这两个人出头，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
江南文风大炽，这两个状元更是键笔，所提的理由有数条，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
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皇帝万万寿，举行庆典，虽然早有明发上谕说一切从简，但各省还是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
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