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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事出有因(1 / 2)

咸丰七年之后,绿营新军制在大清各省顺畅推行,各省新炼绿营军力,一如天津光武新军旧制,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旨意全无半点折扣可打,各省畏惧皇威,不敢不为;另外一方面,从光武新军中走出的诸如胡小毛、林文察、朱洪章、鲍超、张运兰、刘铭传等人分散到各地,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但大清所属,只有一个台湾,游离于朝廷颁布的新军制之外,还是实行以绿营、团练共同组成台湾戍防的主力,其中自然是以绿营为主,后者为辅。他们的任务是稽查奸宄、护送行旅、传递公文、保卫住民。

而团练则是民间招募的武力,类似乡兵组织,多由当地大族或者郊商出面组成,虽然在纪律要求上被讥为乌合之众,但因为可以弥补战时的兵力不足,所以亦相当重要——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到乾隆后期的林爽文,再到道光初叶的张丙事件,在这三次较大的民间起义事件中,团练都立功匪浅。

在台湾的戍防中,海防是重中之重,清朝在台湾岛内外设置汛防166处,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而在陆上,情况则要坏得多。绿营的任务其中有一条是缉捕匪类,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当时被称为贼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笨港附近的白沙墩、秀才庄、下加冬、斗六门、半线一带(都属于台南)。

除了工作压力大,台湾恶劣的水土环境所造就的值勤环境更让士兵弁员惧怕——当时全部台湾都属于瘴乡,不过中毒的症状也有轻重不同。以淡水为分界,南部的情况略轻,虽有嚎跳发狂、寒热不等之苦,但只要勤加休养尚可痊愈;中淡水以北之瘴,则药石罔效,中者不起。

这还不算,绿营军的兵纪愈坏!这是因为从郡治到鸡笼,沿途只有茅港尾和笨港两处公馆可以投宿,入清以来的旧例,文武衙门差遣往来,当地的保长、通事、汛塘要负责打点,久而久之,这些负责接待的人不堪其扰,于是想到开赌场作为供给之资。此时班兵的饷银也充作客头的赌金。国家的正规部曲,摇身一变,成为赌场的金主了。

台湾兵事败坏的另外一个缘故,就是咸丰皇帝对于这里的情况的不闻不问。曾国藩、翁同书、李鸿章三个人分别在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前后福建巡抚任上上书,请求朝廷派专人到台湾去,认真管束、整理台湾军制,他却一概不准!

一直到咸丰二十年之后,在台湾出了牡丹社事件,他才很不情愿的降旨李鸿章,让从福建造船厂调四艘兵舰,其中还有一艘是在越南海战中受伤的扬波号,交付台湾巡查道拨付澎台防卫之用。

这种情况到了咸丰二十五年,在这一年中,日本在长崎设立了一个名为番地事务局的机构,以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主持,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番地都督,陆军少将谷干成,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所谋不轨。

闽浙总督李鸿章上奏云:“臣查台湾番社,散处深山,虽未设立郡县,而推原疆禀,实皆台地幅员。纵该生番穴处猱居,久成荒服,第既为中国抚有之地,即当为圣朝管辖之区,今日本并未商准总理衙门,骤行调将征兵,将人番境,虽云召酋开导,其心实不可测。”

不但是他,连奕也认为,“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寝强,尤濒海切近之患,早迟正恐不免耳。”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依旧稳如泰山,对臣下的奏折根本不予理睬。这种消极怠工的态度让朝臣又难过,又失望!只当皇帝未过半百,就已经老糊涂了!但秉持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思,这种请皇帝加强重视的奏折,依旧如雪片般从沿海各省呈递上来。

到咸丰二十六年的年初,皇帝觉得差不多了,若是再依旧故我下去,不明内情的人们还真的会以为朝廷对台湾放任不管呢!对日后台海用兵,会造成很坏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的态度丕然一变!改消极怠工为积极防御,派李鹤年为分巡台湾道,调福建提督罗炳坤为台湾知府兼任海防南路理藩同知,共同办理台湾岛内兵气疲沓,疏于训练的问题。李鹤年不提,罗炳坤就是当年皇帝第一次驾幸江南,带赛香君和如烟夜游花车,把圣驾堵在车厢中,动弹不得的那个把总。

二十年而下,罗炳坤早已经做到一省提督的高位,但如今大清绿营,比当年更有不同,军官将佐分派林立,各重一方,这些人最看中的就是彼此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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