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是截止咸丰十二年为止的光武新军所出；最高位的是做到兵部侍郎的朱洪章；其他如胡大毛、胡小毛兄弟、张运兰、林文察、程学启、潘鼎新等人；第二部分则是成立于咸丰十七年之后的天津、保定、黄埔三地的武备学堂所出，如今也都是一省总兵的大员。
第三种就是如罗炳坤这样，全无出身，只是在绿营军中熬年头，混资历混上来的。虽然也是挂着提督军衔，但和前面两者，格格不入，很难进入到对方的圈子中去。
皇帝于这样的事情也是洞若观火，但军中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即便是唐宗宋祖那样的英主也休想能够改变，而且，他也并不很在乎——朱洪章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自己登基之后一力捡拔而起，旁的事他不敢大言，对这些人，他有把握一道朱喻， 就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的。
罗炳坤上任之后，从南到北巡查全岛，在给朝廷所上的一折一片中，详细记述了所闻所见的兵事恶劣的详情。汛兵擅离汛地、武器操作不熟、兵房上堡崩塌无人闻问、将佐素质参差不齐、只有副将、参将、游击各一员及都司二员在任稍久，其余非阵亡事故即参革治罪，或甫经调任，加上士兵多新配，新补，在久未操练的情况下，兵将不相习已成必然。
有鉴于此，罗炳坤提出5事作为提升营中战力的重点，分别是：无事收藏器械，以肃营规；演验军庄枪炮，以求可用；选择教师，学习技艺，以备临敌；增设噶榪兰营兵制，以资防守和移驻北路副将，以重形势。
除了他的奏折之外，还有新任分巡台湾道李鹤年也上奏折，痛陈台湾岛内官场积弊，说他们多系文儒，不习武事，诸将则把弓马技艺委诸弁兵，风云沙则交给舵工水手，自己只懂得巧结升官的丑陋行径。甚者，营兵在府治以开设‘公厅’的方式，私自划分势力范围，除了白昼劫夺财物，掳掠妇女外，还自营赌场、烟馆、娼寮、私曲等业务，地方官明知此事，但不敢过问，原因只有一个，怕这些人受到制裁之后造成哗变。
这两个人一登岸，就发现了这些弁兵毫无纪律造成的祸害：原来，郡城兵丁经常械斗抢夺百姓受其苦毒，早有积怨，在这两个新官上任之前，终于爆发开来：城市闭门罢市，城厢之内道路不通，台湾总兵叶绍春、道员仝卜年、知府史密称病告退，几乎是一副无政府状态了。
总算罗炳坤身边还带着三营战力，他们在战斗经验上或者不及山东、河南、两湖等省的军中袍泽，但用来对付台岛内的这些人，还是不会成很大问题的，到这一年的年底，罗炳坤大力整顿营伍初见成效。虽然还是有营兵霸占街坊民防，私设公厅等情事，不过在其他案件的改革上，已经稍见起色。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精简兵额一半以上，用省下来的经费捐项修理伙房；第二，加强查禁假冒衙门之棍徒，这些人在城门口肆意讹诈入城车辆，影响极坏，经过罗炳坤和李鹤年的打击，也很快销声匿迹了。
罗炳坤本来还提请朝廷，希望能够准许他整饬团练。因为团练终究属于乡兵性质，它可用于地方上的防卫，但因为训练、给饷等问题，还是能取代常设的营兵。罗炳坤提出把团练编为经制，但这件事在军机处打了回票，原因是练团丁常常有‘一呼百诺’的效果，很合乎抵御外敌时施行的策略——民心可用。
在这些革除弊政的条陈之外，皇帝又降旨，要严厉打击和追剿航行于澎台闽浙乃至往来琉球、日本航道上的中外走私贩子，对于这些人，不问走私货物多少，一经查获，不问属地、国籍，按照人数计算，超过10个人的，一律处死；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律发往黑龙江做苦役。而对于南洋海军和台湾所属海军中有人敢于徇私放纵的，不论是管带还是普通水手，一律处死！
上有朝廷的严刑峻法，下有李鹤年和罗炳坤的层层威逼，海军士兵不敢不尊，在海上的巡查也比往常认真了很多——这一次就逮的稻川垣等人，是近半年来所抓获的第十一批日本籍走私贩子了。总算他的船上的成员还不算很多，能够捡回一条性命，其他十艘船上的走私贩子，其中有六艘上的成员超过10人，都给押解到福州府城，呜嘟嘟几声号筒吹响，一刀斩讫，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异乡之鬼。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本国人对清朝的极大不满！从咸丰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各自签署的《北京条约》起，中国人便收回了对外司法权，除外交使节受国际公法保护，有豁免权之外，其他各国的洋人在中国境内犯案，都要依照中国法律判决，等到日本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一条法规也因循下来的。
这本身并不能算错，但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为了走私，就要杀人，未免太过严苛了一点——只是走私，又不是杀人放火？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太粗暴，太野蛮了！而稻川垣及船员被押往黑龙江服五年苦役的判决，也再一次激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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