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滢没有休息数日，他是年轻人，自问身体支撑得住；心中来这件哄传全国的案子也实在好奇，回府呆了一天，第二天便到了刑部，名为白云亭的治公之所，和绍祺、桑春荣、刚毅、翁曾桂几个人见了面。这其中绍祺和桑春荣是刑部满汉尚书，翁曾桂听审此案，却是因为他是刑部浙江司的主事。
桑春荣为八月二十日的时候，提京会审杨乃武一案的上谕大伤脑筋，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这件案子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浚刚刚送了一份重礼。走的是外省督抚照例的碳敬的名义。
以刑部尚书的身份，每年的冰炭二敬总是在一二百两银子，但这一次却高达一千两。得人钱财，为人消灾，煌煌上谕虽然不能公然违抗，但想办法拖延，还是能够给杨昌浚一段化解的时间的。
因为这样，浙江司主事的吉顺拿着根据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的时候，桑春荣摆摆手说，“先放在那里，等我看过了再说。”
这原也正常，桑春荣虽然不像刚毅那样精通律例，但说要看，也是合理举动，因此吉顺并未多说。但一等两三天，桑春荣始终不提此事，让吉顺有些按捺不住了，“白公……”桑春荣号白斋，所以这样称呼他，“卑职看，还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若是耽搁太久，怕不好交代。”
桑春荣无理之下，只得胡搅蛮缠，“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该到了，等看看他如何说法，再做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呢？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嘛！”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如果浙江那边真的已经审问明白，自然也可以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候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一个理由。
吉顺很觉得无奈，只得去找绍祺。绍祺是个泥菩萨，为人只知自谦以保名，任何得罪人的事都不做；眼看此事要出现岔头，没奈何之下，只好去找一个人，此人叫汪鸣銮，他是在京中的浙江籍的翰林魁首之一，任职在国子监司业，是翁同龢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是咸丰十年的状元钟骏声，现在的翰林院侍读。
这两个人和另外十八个人连衔起草了一份状子，但领衔的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叫汪树屏的杭州士绅，这样做的目的是表示呈控乃是出于地方公意，而并不是以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桑梓的公事。
折子递到都察院，认为此案惟有提京部审，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而惶惶上谕如天，竟然在刑部为人打了折扣，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朝廷问不问，管不管？
这样的诉讼，先不必说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有没有人动问，只是看事情的由头，就非出奏不可。
但都察院的奏折刚刚转到御前，皇帝还不曾看过，桑春荣先慌了手脚，赶忙传吉顺上堂，首先画行，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而办过这件差事，桑春荣仍旧魂梦不安，以为最起码也要落一个奉旨申斥的罪名，即便没有什么实际损失，大大的跌一番面子也是肯定的；谁知道皇帝倒似乎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似的，肃顺问及此事，也为他含糊的敷衍过去。
等到甘滢到部听审此案，连桑春荣在内都很觉得奇怪，他在二月的时候调任户部侍郎，如何到此处来听审案了？他的身份无一不知，但煌煌上谕写得清楚明白，还是叫他‘甘滢’，可知皇帝并不是要他以皇子之尊坐镇刑部。这如何接待，倒成了很大的问题。
还是翁曾桂说了一句话，“既然上谕上说，以户左甘滢听审此案，就当他是户部左侍郎就是了。我等奉旨而行，还能有什么错吗？”
这句话如拨云见日，做臣下的，领旨而行，便万无一失。于是，等载滢到了刑部，翁曾桂和刚毅迎出白云亭——载滢也曾经在刑部任过职，知道白云亭是平日聚谈会食之所，是刑部这样一个满地肃杀的衙门中唯一一处小有花木之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