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俊义此生后世的遭遇来看，他对那种在中学课本里大肆批斗的地主阶层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他渐渐地觉得导致中国日渐腐败沦丧的并不一定都是地主阶层的错误。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贪污抢劫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北宋时期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这个时代，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卢俊义记得他在现代问过曾经历旧社会的爷爷一些关于地主的问题，爷爷的答案跟那课本也迥然不同。爷爷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将近八成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到了北宋末年，卢俊义渐渐发觉。那些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八成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慈善事业，都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而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这时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北宋时期的政府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其实，平心而论，封建社会里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后世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从那些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如此，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地租就是佃户的剩余价值。卢俊义后来也知道那刘文彩和周扒皮的故事都纯属艺术加工，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而梁山义军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汉，除了陶宗旺是庄户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农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地主、富绅，但剩下的大部分则都是无业流民、小偷、地痞流氓，换言之，梁山起义并不是什么很有正义性的农民起义。
在设置政权，安排官员的时候，卢俊义就深深感觉到手下这些将领，因为他们的阶级和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大部分都不适合治政，能够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阶层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们也许能作战，也许能斗争，但他们搞不清楚卢俊义的政治主张。这是卢俊义深切的忧患，他不能指望带着这帮人就能取得天下进而治理天下。
卢俊义那满脑子被后世填鸭子教育灌输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现实中变得毫无说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数民愤极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后世那种靠着官商勾结囤积大量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后世地主）和那些热衷于跟开发商交朋友喜欢寻租的官员，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简直都是圣人，何况宋朝相当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传颂千古的美丽宋词宋诗，后世那些地主官僚只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题词污染墙壁。(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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