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复杂的很，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就是文武分途、以文御武；另外就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先贤曾反复提过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宋就是死于安逸。
为结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宋初君臣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这实际就是文武分途。
正是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决定了宋朝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尚书》，在军事斗争时期，将领的管辖权遍及财政和民政，这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传统的。我们可以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隋唐，看到一个个英雄的影子，而在宋朝，我们看到的是涣散溃败的军队，尸位素餐的将领，一个劳苦功高却满门战死的战将家族（杨家将），一个大有作为却没有好下场的统帅（岳飞）！
宋朝整体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着和平治国的文人，以致于发展到顶峰时期便生出了一种文化怪物——“空谈性理的道学君子”，他们把治理财政视为聚敛，把保卫疆土的将士视为粗材，把作文章视为玩物丧志，把留心政务的人视为俗吏，别人都不是好人，天地间只有自己最高尚。与此同时，宋朝却通过姑息外敌（西夏、辽、金）来控制自己的国防将士，用鼓励将帅腐化堕落的方法来懈怠自己的国防将士，就像是老地主怕儿子外出干别的坏事而诱导他去吸鸦片烟一样。
宋朝是中华帝国的最后顶峰，它科技先进、经济繁荣、文化鼎盛，甚至出现了某些带有近代化特征的经济萌芽。但在北方强敌频频内犯的情况下，没有国防保障的高度经济繁荣就是“将自己变成敌人养的肥猪”。赵宋皇帝培植打压武人，当北方的强敌出现并且南下侵略，坐而论道之风又怎能救国家于不亡呢？
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成吉思汗、明成祖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宋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员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请巫婆神汉作法来击退敌军。这样昏聩无能的朝廷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宋朝还允许军队经商，这导致军营社会化，一些将领还与士绅乃至黑恶势力相勾结并参与非法经营。驻军与当地经济利益盘根错节，又会造成上级调度不灵，朝廷遭遇危机时调兵敕命一下，马上便有官兵怨愤、家属哭闹。金兵进犯开封时召唤救兵的“金牌”下了一道道，各地勤王兵却来之甚少，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俘的“靖康之耻”也就势不可免了。
在冷兵器时代，可以说是越野蛮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并且打起仗来敢于玩儿命。辽比宋野蛮，所以宋不得不给辽钱绢上贡。金比辽更野蛮，所以金几年就灭了辽。后来的蒙古人比金人还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南宋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早就化为了历史的云烟。
人越富裕越怕死，而且越幸福越热爱生命，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南唐后主李煜才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慨叹。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没饭吃、没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作战勇猛，光脚的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怕穿鞋的。
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连武大郎这样一个卖炊饼的都有两层小楼可以住，普通的农村人家也有酒喝。宋兵在长期的安逸生活下战斗力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作诗、画画、娱乐而生的，女真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试问宋人怎么可能战胜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原始凶猛的金兵铁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