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回闹工潮连发惨案借刺廖汪蒋抢权（下）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被封锁的湘江成了名副其实的“死港”、“臭港”；大批工厂倒闭，商店关门，百业萧条，物价飞涨，交通航运彻底瘫痪；港英政府财政收入萎缩，赤字增加，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
与南方革命风暴遥相呼应的是，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原来，自直奉大战后，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压迫冯玉祥的国民军，封闭工会，压制民众；对外则屈从于帝国主义，公然召集由各列强参加并把持的关税特别会议，对抗广大人民的关税自主要求。其倒行逆施，已完全堕落为国民革命的敌人。从而引起了北方人民“反奉倒段”的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和发动下，北京城里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北京各学校，工厂纷纷组建了敢死队、保卫队，带领群众五万多人在神武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次日，成千上万的群众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声讨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天津、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和农民也行动起来，成立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反动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1926年1月，受英、日、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直、奉军阀重新勾结起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配合下，以“讨赤”为名，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3月12日，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鸣空炮以示警告。事后，日本驻华使节反诬中国军队挑衅，纠集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列强调集大批军舰云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张作霖、阎锡山又出动部队两面夹击，冯玉祥部连战连败，逐步撤出京津地区。
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怒了北京人民。3月17日，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发起，中共北方区委联络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十余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次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主席徐谦、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以及于右任、丁惟汾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徐谦为主席。
3月18日，在国共两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各界五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前，徐谦主持国民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大会主席团成员黄昌谷宣读了《驳复八国通牒宣言》。会后，组织了二千人参加的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直奔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以及国民党北方组织负责人丁惟汾、王乐平等参加了游行。当游行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时，段祺瑞调集大批军警、卫队封闭了交通要道，用机关枪、步枪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猛烈扫射，仅仅半小时，打死五十余人，打伤二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惨案中牺牲，李大钊、陈乔年在指挥群众撤退时负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方领导机关被迫迁至苏联大使馆西院内，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反帝爱国风云涌，热血飞扬山河红。革命屡次受挫折，卖国政府最可憎。
再说国民党内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各派系明争暗斗，更加尖锐；致使广州政局扑朔迷离，暗藏杀机。自孙中山逝世后，原受孙中山震慑的右派分子日益嚣张，肆无忌惮地加紧活动。邹鲁、谢持、邓泽如、胡毅生等人多次在胡汉民家聚会，集中攻击左派领袖廖仲恺，密谋制造暗杀事件。
廖仲恺，原名恩煦，广东惠阳人。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全力襄助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国共合作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为建立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贡献卓越。他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热情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从而引起了右派分子的切齿仇恨，多次密谋，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