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汪精卫得知右派图谋不轨的消息，当面提醒廖仲恺注意安全。廖仲恺坦然一笑，回答道：“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不放松。”汪精卫建议道：“应加强警卫，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防不测。”廖仲恺慨然道：“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完成总理未竟大业，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前进，乃吾之夙愿。倘若为党为国而牺牲，亦是革命家之职分，何所顾忌！”廖仲恺临危不惧，依然每日坚持工作，毫不妥协的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8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数名暴徒公然开枪，将廖仲恺刺杀于光天化日之下。
刺廖血案，震惊朝野。当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刺廖血案；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接着，国民政府又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指派陈公博、周恩来、吴铁城等九人为廖案检察委员会，负责检察事宜。
凶手很快被擒获，然审讯之结果却让检察官们大吃一惊。凶手供认，其行凶是受朱卓文之贿买，幕后策划者有魏邦平、梁鸿凯、林直勉、胡毅生等。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堂弟，有的是许崇智属下的军官。胡汉民、许崇智成为“刺廖案”的重要嫌疑人物。于是，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执行特别使命的任务，便落在党军和黄埔军的身上，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也就成为廖案特委会的实际领导者。蒋介石大权在握，当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命令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督率所部分区警戒，并派出一部赶赴观音山驻防，严密监视许崇智及其粤军之行动。
然而，特委会在“缉拿嫌犯，惩办凶手”的问题上却严重分歧，连日争议不决。苏联顾问鲍罗廷根据案情，提出了立即逮捕胡汉民等人的建议。蒋介石、许崇智则认为证据不足，坚决反对；会议否决了鲍罗廷的建议。此时，会场外各种势力活动频繁，暗流涌动。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凯公然叫嚣：“朱卓文因反共产而刺杀廖仲恺，即使挺身而出亦无大罪。”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则秘密聚会，商议对策。胡汉民装聋作哑，四处活动，为其堂弟胡毅生说情。
会议开了四天，依然争持不下。汪精卫为了借机驱逐胡汉民，以达到大权独揽之目的，终于忍耐不住，公开摊派，直言指责道：“胡毅生、胡汉民是反革命分子的急先锋。胡汉民必须对廖案负政治责任。”蒋介石之意不在辑凶，而想乘机打倒许崇智，夺取最高军权，故而反复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剪除谋叛军队，追查其幕后主使。”汪、蒋各有图谋，彼此心照不宣。会后，二人连夜在私寓密谋，达成“驱胡倒许”之默契。
次日，蒋介石调动党军和黄埔军紧急行动，包围粤军第一军军部，实施抓捕。其时，胡毅生、朱卓文早已闻风逃往湘江；只有林直勉、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等人被捕。胡汉民因知情不报，也被蒋介石押解黄埔军校，予以软禁。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在城中的部队被全部缴械、收编。数日后，特委会做出“胡汉民出洋考察”的决定，随即由国民政府给予“俄使名义”，从黄埔港遣送出国。
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9月18日，汪精卫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发布命令，借口“梁鸿凯串通粤军将领，谋反国民革命政府，罪在不赦。着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理广东局势。”蒋介石抓住机会，给许崇智以致命一击。他将审理廖案中掌握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许崇智勾结右派刺廖、把持财政、侵吞公款、克扣军饷的证据四处传播，以分化粤军；同时，用重金收买了许崇智手下的数名师长，彻底孤立了许崇智。次日，蒋介石命令黄埔军全体出动，解决“反革命各军”。黄埔军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包围粤军司令部，将许崇智一举抓获。许崇智的嫡系郑润奇师、龙莫雄旅被缴械、收编。黄埔军全面接管了原粤军的防务。入夜，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对许崇智撤销一切职务，勒令其离开广东”的决定。蒋介石雷厉风行，连夜派人将许崇智押送上船，逐出广州。
借处理“刺廖案”，汪精卫、蒋介石配合默契，收获良多。之前，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曾被孙中山誉为党国“三杰”；至此，只剩下汪精卫一人独揽大权。而蒋介石则乘机赶走许崇智，夺取了东征军总指挥一职，为其爬上“军界领袖”宝座扫除了一大障碍。于是乎，汪、蒋联手，初步形成了一文一武，掌控国民革命政府的格局。这才是：先烈尸骨未寒，汪蒋急忙抢权。一石击中二鸟，不知谁苦谁甜？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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