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毛泽东考察农运周恩来武装工人（上）
暂不说北伐战场，且说毛泽东送走周恩来后，只身返回农讲所，继续从事其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教育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系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已开办三年有余，培养了五届毕业生；初时由共产党员澎湃主持，后又由廖仲恺主持。毛泽东接手时，已是第六届学员，计有来自各省区的农运骨干三百余人。
在农讲所，毛泽东亲执教鞭，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海丰农民运动”等课程。他从中国的人口、生产、革命力量、革命目的、战争关系等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等阶级的问题；然农民问题则是其基础。只有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其他各阶级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是故，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农民革命，我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讲授理论课的同时，他带领学员到海丰地区实习，组织学员深入到农村中，考察当地的农会组织，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着重指出：“中国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
不久，传来了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的消息。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第六届学员提前毕业；尽快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毛泽东特别叮嘱湖南籍的毛泽民、王首道、贺尔康等三十多名学员：“立即赶回湖南各县，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赢得农民的拥护。”送走农讲所学员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赶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会书记一职。
毛泽东走马上任后，主持制订了一个《目前农运计划》，上报并得到中央局的批准。该计划称：“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广东省外，应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率先发展，以配合北伐战争。其次，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力量去做。”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决定“在武昌开办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坐在大城市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其计划，他离开上海，赴长江沿线视察，联络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运讲习所事宜。在武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李富春、郭沫若等军界政要，多方筹措经费，促成了新农讲所的顺利开办。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单湖南省派往各县的农运骨干逾二百人，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推翻地主武装、废除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场天翻地覆、破旧立新的农民运动勃然兴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被农会捉住后，轻则罚款、游乡，重则关押、枪毙。“一切权力归农会”，在那些农会势力大盛的地区，就连县长、乡长都要看农会的脸色行事。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那些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北伐军将领也开始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这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共产党内，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是从属阶级，是革命的追随者。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工人、农民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他明确指责道：“当前有两种严重的危险倾向，一种是农民运动左倾，发展太快。另一种是右倾，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将领中有人对农民运动非常恐怖。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会破坏国共合作。简言之，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以求达到各派势力均衡。”他公开批评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幼稚的过火行为”，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马上解决土地问题，条件尚不成熟。”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的意见，提出让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却被陈独秀一口否决。自此，毛泽东开始怀疑陈独秀的主张是典型的右倾政策。多年来，陈独秀一直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导师、领袖；而今，在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二人之间却出现了重大分歧。
毛泽东不服，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会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一路风雨无阻，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的沸腾生活、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组织起来修路修坝、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他被感染、被激动，决心仗义执言，为农民运动鼓与呼。
对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考察归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的形势，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好得很。”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一些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毛泽东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绝，极口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他将毛泽东的报告送给陈独秀阅处，陈独秀粗略的看了两页，道：“毛泽东固执己见，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其报告由你处理一下。”瞿秋白接回报告，细心研读后，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摘要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瞿秋白又通过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公开发行；并为该书加写序言，鼎力推介。
陈独秀的冷遇，并未使毛泽东气馁。他离开湖南，又匆匆忙忙赶到武汉，催促正在筹备的农讲所尽快开学。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之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办理，名称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大力支持，很快付诸实施。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由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中央农讲所迅即开学，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学员。毛泽东信心十足，为农讲所制订了《规约》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新的农讲所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军事训练。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了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他在《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农讲所开设了军事课，为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个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从而为未来的农民武装起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当毛泽东在武昌训练农民武装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搞起了工人武装。原来，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奉命来到上海中央总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陈独秀接见了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道：“调你来上海，担任我党的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负责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立即提议道：“我党在黄埔军校中有五百多名党员，现在已被蒋介石全部清退。这些学员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们应该把这些学员集中起来，在上海举办军校，举办我们共产党人的军事学校。”陈独秀道：“不可。这样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军校只能交给国民党去办，军队由国民党去抓。我们党只搞理论宣传，不搞武装斗争。”周恩来大吃一惊，道：“我当军委书记，不抓军队，抓什么？”陈独秀解释道：“你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此前，我党曾组织了两次工人起义，都被孙传芳派军队镇压了。现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很快就要向上海进攻。中央决定组织第三次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周恩来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是，国民党专抓军队，我们不抓军队，将来会吃大亏。”陈独秀道：“你多虑了。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存在什么吃亏问题。”周恩来争辩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右派在暗中制造分裂，蒋介石已经成为新右派的代表。随着军事势力的进一步膨胀，蒋介石会成为新的军阀。”陈独秀笑道：“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与汪精卫加强联系，利用汪精卫的文人势力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达到势力均衡，维护国共合作。”周恩来无奈，只好换个话题道：“另一个问题，我向中央郑重建议，尽快培养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人才。”陈独秀道：“你是何意？”周恩来道：“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和各省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可我们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经常使用国民党控制的电台进行联络，这很容易泄露党的机密。”陈独秀道：“此意甚好，可立即办理。你有具体的设想吗？”周恩来道：“立即挑选一批年轻党员，送到上海外语学院，举办无线电通讯班。请苏联顾问帮忙，搞一批电台，聘请几名苏联无线电专家来任教。”陈独秀大喜，道：“切实可行。此事也由你负责，不过一定要注意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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