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后，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军部，郑重地通知了起义计划，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听后非常激动，坚定地表示道：“很好。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贺龙，字云卿，湖南桑植人。生的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圆脸秀目，八字胡须。出身于贫苦农家，青年时好打抱不平，浑身是胆，嫉恶如仇，曾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军。随后返乡，带领本村青年农民二十余人，仅凭两把菜刀，夜袭芭茅溪镇盐业局，一举夺得十二支步枪。遂以此为基础，组建护国军独立营，自任营长。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历任团长、旅长。北伐战争中，升任第二十军军长。他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甘愿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当下，他接受了周恩来的任命，立即开始部署起义计划。
7月29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张国焘以“中央领导”的身份，从汉口赶到九江，两次密电前敌委员会，阻挠起义。次日晨，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驻地秘密召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匆匆赶来参加。在会上，张国焘强调：“必须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其时，张发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常以左派面目出现，实则暗中反共。张国焘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一再坚持要等张发奎参加，才能实施起义。周恩来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坚持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一旦贻误军机，就会招来敌人的四面包围，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张国焘依然固执己见，拼命阻挠。叶挺大怒，拍案而起，斥责张国焘道：“张发奎阳奉阴违，与汪精卫勾结得非常紧密，已经在第二方面军中迫害共产党人。”周恩来当机立断：“起义计划要高度保密，决不能让张发奎知道。现在我宣布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时间定于明日凌晨四时，起义口令是：山河统一。”会后，各部人马分头行动，积极准备按时起义。入夜，周恩来接到报告，由于叛徒告密，南昌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了起义计划。周恩来再次决断：“起义提前两小时，务必于凌晨二时打响。”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南昌城中枪声大作，起义部队兵分数路，向着预定的目标发起猛烈进攻。第十一军分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二十军第一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猛冲，第二师向牛行车站发起突袭。枪炮轰鸣，弹光闪烁，喊杀连天，全城鼎沸。激战到拂晓，全歼守敌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五千余支，子弹七十余万发，大炮十余门。起义一举成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宣布此次起义仍然沿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决心。
中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和海外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山、恽代英、徐特立、澎湃、郭沫若等二十五人为委员。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会议决定起义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任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任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军长为叶挺，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朱克靖任党代表。全体将士计约二万余人。
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官兵，在共产党员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赶到南昌集结，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次日，南昌各界群众数万人隆重集会，庆祝起义的伟大胜利，欢呼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喜气洋洋，载歌载舞，鸣炮焚香，敲锣打鼓。会后，各界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自觉投身于革命洪流。
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出动六个军的兵力，从三面向南昌进攻。蒋介石也急令李济深、钱大钧、黄绍竑调集大军出广东，迎头堵截。
8月3日，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然而，当起义军到达进贤县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江西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时非常仓促，未经整顿，部队成分不纯，军心不齐。加之气候炎热，顶着酷暑远征，部队减员相当严重。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连续作战，伤亡较多，终于在广东境内被打散，分成三支溃退。一支在贺龙的率领下，退入洪泽湖地区隐蔽。一支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历尽艰辛，千里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师。第三支在周恩来、叶挺的率领下，在潮汕地区遭敌伏击，损失惨重。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撤退到湘江。不久，叶挺、聂荣臻返回广州，与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旋即失败。周恩来则从湘江辗转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南昌起义成首功，千里转战多奋勇。效仿苏联攻坚城，违背国情路不通。
再说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再次开会，研究部署新的计划。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和两湖党组织的代表共二十二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瞿秋白作了报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发言中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陈独秀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压制农民运动、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并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结果，蒋介石、汪精卫一搞大屠杀，我们手无寸铁。没有枪杆子，就只能被动挨打。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计划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和组织秋收暴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澎湃、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担任总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泽东同志，中央即将迁往上海。我希望你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道：“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道：“有何具体打算？”毛泽东道：“我去湖南，组织农民搞秋收暴动。”瞿秋白道：“如此最好。中央决定暴动成功后，部队统一向广州集中，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道：“我反对。干革命不一定非要去广州，湖南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在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我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去广州是错误的。千里转战，敌强我弱，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很难取胜。”瞿秋白道：“可是，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是国民革命的摇篮。共产国际一再指示我们，要占领广州等中心城市，才能造成极大地革命声势。”毛泽东道：“那也要看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反动势力太强大，革命力量非常弱小，和敌人硬碰硬，不智。”瞿秋白道：“你去湖南搞秋收暴动，如不想南下广州，那就设法攻打长沙。能占领长沙也行。”毛泽东道：“现在最缺的是武器。没有枪支弹药，攻打长沙也极为勉强。”瞿秋白道：“可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执行，党的决定要落实。”毛泽东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保留自主行动的权利。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不能机械教条。”瞿秋白笑道：“好吧，你很有个性。遇事总能提出独到见解，我支持你。湖南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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