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邵康节虽然在现代知名度不高，但在历史上、在算命界中，有着近乎圣人的地位。“邵康节梅花易数”，对应的往往是“诸葛亮马前神课”。
张载在现代的知名度，是凭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行走江湖的，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张载出生于长安，后辞归，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为“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张载与二程往来互动，颇为走动，张载有赴京师赶考，二程也有赴长安讲学，双方似乎还有亲戚关系。从这一点看，大宋学术气氛还是蛮轻松的，门户之见并未阻碍交流。张载曾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看来张载与二程在易学上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但在大道上就各持己见了。所谓大道之争也。后来又有“吕氏四贤”，吕大临、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为关学理学大儒。吕大防最良，文治武功，历史上有一席之地。
按照“北宋五子”的概念，那么，南宋起码也有五子，刘子翚、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刘子翚是朱熹老师，岳飞师兄，号屏山先生；朱熹大有名，尊朱子，号晦庵，久注武夷，为“考亭派”祖师；而张栻是弱鸡张浚之子，东南三圣中与朱熹并称，岳麓书院山长，号南轩，算“湖湘派”（张浚的名声，很大一部分被其子张栻给提携上来了，正如大魏鬼畜王司徒在史界的名声，很大一部分被其子经学大师王肃给提携上来。）；吕祖谦是东南三圣余下一位，开创“婺学”，与吕本中又是一对“大小吕”，称东莱先生；陆九渊讲学象山书院，号象山先生，开创“心学”，这个牛逼大发了。
理学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他所著的《四书集注》后来慢慢取代了五经的地位，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宋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由于结党营私，骄奢淫逸，与文人们对立了起来，理学家自然站在文人一边。韩侂胄索性把理学定为“伪学”，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员在写述职报告时，还要多加上一句“不是伪学党中人”。此称为“庆元党禁”。（这个南宋的政治事件同样可以与北宋的元祐党禁对照起来看。但凡北宋有的事，南宋总要翻一遍，北宋搞师师，南宋就搞安安；北宋搞元祐党禁，南宋就搞庆元党禁；北宋搞雍熙北伐、宣和北伐，南宋就搞隆兴北伐、开禧北伐；北宋搞熙和开边，南宋就搞端平入洛；北宋搞出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五先生，南宋就搞出屏山、晦庵、南轩、东莱、象山五先生；此外，南宋开国者赵九，兼具北宋开国者赵大的无赖和赵二的恶毒，一祧兼两房，难怪那么爽气把皇位还给赵大家。）
朱子作为宋理学的代表，后世自然各种攻击不断，什么严蕊案、什么爬灰、什么尼姑。。。这很正常，看看孔老二被黑成什么样子了。我中华搞整人那是有几千年传统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只看他是否提出了前无古人、对社会有贡献、对别人有启迪作用的思想，管他作人怎么样呢。我们吃个菜需要考察厨师的人品吗？“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套路玩得很溜啊。就如现代人一天到晚地追究比如思想家卢梭打飞机,偷东西,勾引贵妇,和比自己大12岁的华伦夫人相爱玩SM,有男人想强奸他,他各种和女人的风流艳遇,对这种窥视癖我不是很理解的样子。或者说，这样能贬低他的伟大吗？
话题且回到宋朝，后来，韩相政敌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国家大政。史弥远对于理学并没有太多心得，不过本着“敌人反对的都要支持”的原则，就对理学家颇为照顾，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可是后来理学家不满意史弥远擅废立的做法，纷纷上书为济王伸冤。史弥远看到理学家们如此不识抬举，便很生气地把他们赶出朝廷。直到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他为了励精图治，便把那些理学家重新召回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学的风气。对于那些已故的理学大师，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宋理宗都赐给谥号，请进孔庙。宋理宗很认真地研读理学经典，一时间“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理学一下子由“伪学”变成备受推崇的“正学”了。（宋理宗之所以庙号为“理宗”，也意在于此。此庙号也是历代帝皇中唯一一个理宗。兴理学具有唯一性。）
南宋理学更加开放，各家之间互动频繁。公元1167年，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偕弟子从福建崇安来到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讲学论道两月有余，留下了千古佳话——“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在潭州（长沙）停留两个月，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讨论了理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朱、张岳麓会讲，是结成朱熹与岳麓书院之特殊关系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使得岳麓书院讲堂之中的那两把普普通通的座椅，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神坛。此后的绍熙四年，朱熹又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史。在任期间，朱熹除“降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大事，在“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陆九渊的心学传至明代，经王守仁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世称“陆王心学”。又形成中华思想史的一个高峰。
谬史氏曰，翻阅故纸，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宋的大师多到，基本数不过来，无论你从哪一方面切入，都挂一漏万。如同民国多大师一样，实为后世意识形态对立面所切齿。于是各种怪论纷纷出笼，比如大师弱国、大师毁国，甚至大师卖国。。。这就必然滑入反智主义的泥坑。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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