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带班副所长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所里刚接到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居民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指令出警。
到达现场时，120急救车刚走，死者的一众亲戚坐在客厅沙发上发愣，死者父亲见我们进屋，上来倒水递烟。
客厅的桌子上还撂着没打完的牌局，厨房的地板上放着没来得及处理的餐厨垃圾和几个空酒瓶——这并不太像非正常死亡现场，我先是有点不知所措，但随即明白了。当事人走得太突然，家属应该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医院急诊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结论是：酒精中毒合并心肌梗死，死者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具体死因需要公安局法医做进一步尸检。
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在卧室帮助法医拍照留证，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哀号，是死者的外婆，看来是死者家属过了心理应激期。紧接着客厅便人声鼎沸，有人在痛哭，有人在劝慰别人，也有人一边劝慰别人一边痛哭。
死者的父亲相对镇定，法医拿出文书找他签了字，副所长便要我赶紧把遗体搬离现场，然后示意死者父亲上我们的车先去所里。
死者杨波，殁年32岁，未婚，武汉一家网络信息公司的老板兼技术主管，前一天中午刚刚抵达这里，此行本是要回家欢度春节。
“我们家这是‘因福得祸’……”派出所里，父亲老杨低声说。杨波这次回家，带回两个天大的喜讯：一是他的公司年底谈成了一笔生意，获利颇丰，他准备在武汉为父母买一栋复式住宅，已经看好了楼盘，年后拿到对方预付金后便入手；二是杨波准备与谈了四年的女朋友结束爱情长跑，年后就结婚，两人已经定好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良辰吉日”了。
人生两大喜事接踵而至，当晚，父亲老杨就兴高采烈地宴请了一众亲戚，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大约晚上十点，家宴结束，亲戚们意犹未尽，杨波又拉出了麻将桌，招呼喜欢打麻将的亲戚们一起玩“跑晃”（一种麻将玩法）。
十一点左右，杨波说自己有些胸闷，要出去透口气，亲戚们正全神贯注玩牌，便由他去了。
过了一会儿，杨波从屋外回来，说自己有些累，想先去睡了。老杨看儿子的脸色有点不对，想杨波今天才从武汉开车回来，估计是累了，也没多想便由着儿子去睡了。
凌晨一点，亲戚们看时间不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老杨本来打算叫杨波起来给长辈们道个别，进了卧室却发现儿子的情况不对。
杨波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面色发青，身体冰凉。无论老杨怎么拍打呼唤，始终没有反应。听到卧室里老杨异样的声音，已经走到门口的亲戚们又都折返回来。
众人折腾了一番，见杨波还是没有反应，便打了120。亲戚们还在商量着，如何将体重260斤的杨波搬上救护车，但医生到达现场后做了一番检查，便告知说人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没有去医院抢救的必要了。
老杨立时蒙了，旁边的亲戚也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医生提醒老杨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不然杨波的后事不好处理，老杨才木然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一个大活人，两个小时前还好好地喝酒打牌，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才三十二啊！”老杨这才哭出声来。
据老杨说，杨波的酒量很好，平时一斤酒不成问题。杨波从小爱打篮球，身体素质不错，除了这几年工作压力大、体重长得有点快，从没听说儿子的心脏有问题。
老杨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因饮酒而离世，执着地要求我们系统调查杨波死因。我们便找到杨波的公司，在员工们的叙述中，了解了杨波近一个月来的工作和生活轨迹。
杨波的公司规模不大，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三十人。杨波既是公司老板，又几乎一力承担着公司技术研发层面的主要工作。那笔生意，杨波前后谈了半年有余，对方是一家北京知名的信息技术企业。本来对方并没看上杨波的公司，是杨波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对方关注。
一个月前，合同谈判进入白热化阶段，杨波一方面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应酬，办公室的灯几乎通宵达旦亮了一个月。终于，生意在年前敲定。放假前一天中午，杨波组织公司员工召开年会，席上的杨波激动异常，一连干了六大杯白酒，员工们受老板感染，也纷纷举杯痛饮。
酒后，杨波提出请员工们K歌，一群人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KTV，又喝了不少啤酒。晚上，杨波兴致未尽，又把他认为在这笔生意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员工单独留下来继续喝。
次日，杨波开车赶回老家，中午刚到家便接到发小电话，又招呼他去喝酒聚会。老杨曾劝儿子“晚上家庭聚会，你中午就在家休息一下”，但杨波说自己没问题，还是去了。
老杨不知道儿子中午喝了多少酒，但杨波下午回家后状态还不错，老杨便没多想，晚上就由着儿子继续喝了。
我们找到当天中午与杨波一同参加聚会的同学时，他们已经知道了杨波的离世。也许是担心卷入纠纷，他们有的说杨波中午喝了一杯白酒，有的说喝了一瓶啤酒，还有的说杨波没有喝酒。
但无论如何，杨波是在自家酒宴后出的问题，究竟是哪杯酒导致他的离世，早已无从查证。
杨波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父亲老杨几乎一夜白头，母亲因受不了打击，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事后我们得知，杨波的去世使他生前费尽心思谈成的那笔生意付之东流。由于杨波是其中关键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缺少了他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北京的合作方撤回了投资，但鉴于杨波的家庭情况，慰问性地给了老杨一笔钱。
谈了四年的女朋友在杨波去世之后，来他家里看望了几次曾经的“准公公”和“准婆婆”，之后便再没来过。当年十月便跟别人结了婚。
2015年年底，做社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家访时，我又一次来到杨波家，年关将近，整个社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唯独杨波家一片寂静。
开门进屋，正对面客厅桌子上供着杨波的遗像，两边是白色蜡烛，中间是香炉和瓜果，唯独没有白酒。老杨夫妇情绪低沉，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社区干部说着话。
我劝老杨说儿子走了一年了，你们老两口也要试着走出来了，日子还得继续，快过年了家里布置一下，杨波泉下有知，也不想看父母这副样子。
老杨扭头看看杨波的遗像，眼睛有些发红：“别人家过年，我们家过周年，以后年年都是这样了……”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挡酒搭上了命
2016年正月初五清晨，我奉命在市殡仪馆“看守”一具遗体。
彼时，我和同事守着冰柜，死者亲属正在殡仪馆院子里闹得不可开交，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堵在人群之外。我看看冰柜又看看治安支队抽来的同事，叹口气说，大过年的在殡仪馆蹲着还真是不太好受。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自己当年在派出所工作时，这种事儿一年一次，“年年到这里过年”。我问他这回又是咋回事儿，他无奈地说：“还能咋地，又是喝酒喝出人命呗。”
中午，外面同事送来两盒速冻水饺，说今天“破五”，在哪儿过都是过。我问他外面处理得怎么样了，他摇摇头，说死者单位来人了，正在和家属谈判，但势头不太好，双方各不相让，估计下午还得守着。
傍晚，我们还在冰柜旁边。外面同事又送来两盒速冻水饺，我心中暗自叫苦，问他外面谈得怎么样了，他说依旧谈不拢，要做好今晚在殡仪馆加班的准备。
“这次到底又是啥事儿？”早上我被上级一个电话叫到了殡仪馆，只知道家属要把遗体抢出去摆到死者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大概是觉得当晚下班的可能性不大，治安支队的同事便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
死者姓王，是本市报社的一名记者。殁年26岁，风华正茂的年龄，父母俱在，本人去年初刚结了婚，妻子当时正怀胎三月。
半个月前，王记者接到了一项采访任务，去外地一处建筑工地采访跨年，要表现出当地工人新年期间放弃休假、加班赶工期的劳动热情。
眼看年关将至，王记者本不太想去。但这次任务是报社的一位主要领导带队，加上自己还是新人，没有拒绝的资本，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采访非常成功，报道以“新年特刊”的形式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承建工程的建筑公司总部就在本市，公司老总为答谢报社，在大年初二采访组返回当晚，就接了带队领导和采访记者一起吃饭。
建筑公司老总这边四个人，报社方面是带队领导、社办公室主任、同去采访的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和王记者。宴席上，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八个人一晚喝了八瓶高度白酒。
“一人一斤高度酒，确实有点儿过，王记者就这么……”我问同事。
“这倒不是最吓人的。”同事继续说，“主要是报社这边，带队领导说自己晚上回去还要‘赶二场’，只喝了一杯；办公室主任说这几天自己‘不在状态’，喝了三两，50多岁的老同志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能喝酒，被劝了半斤。”
“王记者呢？”我追问。
他想了想，说：“三斤。”
我吃了一惊。同事解释说，王记者平时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纯属无奈——社长要求王记者帮他“代酒”，以答谢建筑公司老总的热情款待；办公室主任也不断劝王记者，“多搞点，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记者在报社的“师父”，更是觉得让年轻徒弟挡酒无可厚非。结果一来二去，王记者在饭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妈不要脸，自己不愿喝，猛劝别人喝！后来法医做尸检，那孩子胃里什么都没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骂了一句。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另一边是自己的师父，两边的面子都抹不开，觥筹交错间，王记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当时，同席的人能及时将王记者送到医院救治，可能远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惜，当时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务员，把王记者抬到隔壁包间里休息一下，便继续吃饭，等晚宴结束准备离开时，才想起王记者来。建筑公司老总殷勤地派自己两个跟班去叫醒王记者，准备去搞“二场”，结果两个跟班跑到隔壁包房，发现躺在三个并排椅子上“睡觉”的王记者脸色发青，怎么也叫不醒了。
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拨打了120，王记者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医生说送来太迟了，脑血管破裂，人已经没了。
“那孩子也是‘造业’，听他家里说当时报社建了一栋‘福利房’，没产权的那种。但价格很低，员工们按照工作表现排号入住，他们单位内部抢得厉害。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房子，也看上了那栋‘福利房’，按说他业绩蛮好，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却蛮靠后，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说。
“喝酒也算‘工作表现’吗？”
“嗨，‘表现’这两个字博大精深，好与不好，还不是他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年前，王记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却是一纸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新年的喜庆戛然而止，他们跑到报社要讨个“说法”。
喝酒喝死了人，报社紧急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给出的善后措施是“一次性补偿十万块钱”。王记者的家人显然不能接受，报社的带队领导又说，自己以个人名义再出10万，凑20万息事宁人。
“报社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喝死了，和报社没有关系，给10万块钱已经是‘本着人道主义’了。”
“那位领导也是害怕，现在上面查得那么紧，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属，查下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说。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问同事。
“他们家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出公差的过程中出的事，必须按照‘工伤死亡’条例办。这样的话，总的赔偿数额在70万左右，而且之后孤儿寡母每月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说。
但这一要求是报社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给王记者报备工伤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带队领导跑不脱，连报社的党政主管都得受处分。
“那我们现在这是干啥？‘助纣为虐’吗？”我跟同事开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说现在家属要把王记者的遗体抢出来，放到报社大厅里去，报社则要求马上火化，这两样都是我们不允许的。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记者的遗体。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经通知了纪委，估计现在上面已经来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纪委全盘接手调查。
最终，王记者的家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66万元赔偿，这笔钱由那天与他同席的其余七个人分摊赔付。
那位带队喝酒的报社领导被开除党籍公职，数名报社主管和分管领导被撤职，并受到纪律处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伤死亡”并没有被认定下来，也就意味着孤儿寡母今后不会有每月的生活补贴。消息确认后，王记者的遗孀不顾公婆哀求，执意打掉了腹中胎儿，在一个雨夜离开了王家，从此不知去向。
王记者的老父亲疯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满街寻找那天和王记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红的眼睛说要砍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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