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警务室加班，林所长开着私家车来找我。他没穿警服，让我也换个便装，跟他出去“办点事儿”。
“是那个谁……又来了？”我问他。
林所点头。
“这次要怎么办？”
“公事公办。”
那晚，我和林所来到辖区边缘的一家小旅馆。虽然我们身着便装，但一进门，旅馆老板还是认出了我们，赶忙上前递烟。林所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径直向楼上跑去，我赶忙跟在他身后，老板跟在我身后。
站在312房间的门口，林所示意店老板开门，店老板伸手正要敲门，林所一巴掌把他的手打开，示意他直接用房卡开。老板无奈，从口袋里掏出了房卡，“咔”的一声，门锁开了。
我随即猛地向房门撞去，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冲进房间。但完全没想到，我将近170斤的体重，只把门撞开一道不足20公分的缝隙，透过缝隙一看，房间里的电视机柜竟抵在了门后。一股浓烈的麻果香气顺着这道缝隙扑面而来，几乎是在同时，一个光溜溜的身影从床上跃起，跳上窗台，看来是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连忙退后几步，用尽力气再次撞向房门。“咚”的一声巨响后，电视机柜又向后退了一段距离，缝隙总算够一个人挤进去了。
此时屋里的那个人已经骑上了窗台。林所冲进房间，大喝一声：“别动！”说着右手从怀中掏出了伸缩警棍。那个人半个身子探在窗户外面，看了看林所，又看了看窗外，大概是觉得三楼确实太高，不敢往外跳。
趁他纠结的当口，我打量了一圈屋内。这是典型的一间四线小城的私人旅社，昏暗的白炽灯，老旧的家具，一名女子裹着棉被倚在床头，眼神迷离。地上散乱地扔着两人的衣服，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做的简易“吸壶”，角落里是两个一次性打火机和几张褶皱的锡箔纸。
林所没有理会床上那个女人，我也不想主动和她说话。
“六子，你个X养的，给老子滚下来！”林所还在跟窗台上的人对峙——六子，42岁，辖区在册吸贩毒人员，也算是林所的“老熟人”。
六子不肯下来，结结巴巴地威胁林所：“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真跳了……”
林所没理他，反而向前迈了两步，说：“你有胆子就给老子跳！不跳老子一脚把你踹下去！”
六子又看看窗外，
在带这对男女回派出所的路上，林所开车，一句话也没说。我把两人铐在一起，锁好车门，坐在他们身边，默默抽烟。
回到派出所，林所把二人交给值夜班的民警老赵看管，让我去后院把讯问室的灯打开，又去把备勤室里的值班同事喊起来做事，自己却上了楼。
老赵让这对男女在大厅墙边蹲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无奈地笑了笑。
值班同事在楼下讯问室给两人做笔录材料，我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林所正叼着烟坐在椅子上发呆，我想从他烟盒里掏一支，他却开口骂了我一句：“以后抽烟自己买，别老拿我的！”
我有点尴尬，看来今晚他心情不好。不过，既然烟已经拿出来了，我也不好再放回去，不然他又会说什么“拿都拿了，放回去做什么”。我只能厚着脸皮把烟点着，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陪他一起发呆抽烟。
我知道他心里在烦什么，但又不好点破。坐了一会儿，老赵也上来了，看了眼林所，苦笑着摇摇头，也点燃一支烟，拖了把椅子坐在一旁。
总不能就这么干坐着，我不断向老赵使眼色——他是所里的老民警，林所当年的师父，在弟子和晚辈跟前，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赵微微冲我点了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估计是组织好了语言，他清了一下嗓子，终于开了口。
“小林，你也想开点儿，工作上的事情，生气是生不完的。”
林所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说话，闷着头抽烟。
“人各有命，你是个警察，又不是观音菩萨，管得了那么多吗？”老赵继续说。
林所依旧没反应。老赵有点不高兴了，他把烟屁股放到地上踩灭，拾起来扔进林所身边的烟灰缸，然后用手敲了敲林所的桌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最应该关注的是小何（林所的妻子）和儿子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赵的话似乎终于碰到了关键，林所终于开口了。
“你跟了我五六年，从我徒弟做到我领导，你啥意思我不清楚吗？！”老赵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唉……”林所叹了一口气，又把头闷下了。
老赵走回到椅子边，拍了我一下，说：“咱们走，让林所自己清静一会儿。”
那是我跟着林所工作的第二年，作为同一个班上的民警，一周有三天的时间，24小时吃、住、睡都在一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我当然知道林所心里在郁闷什么。
让他心烦的，不是那个六子，而是那名和六子一同被抓的女子。
这个女子名叫赵晴，曾经差一点儿就成了林所的妻子。
赵晴是本市人，和林所同岁，两人自初中开始便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又一同考取了省里的师范大学，林所学音乐，赵晴学美术。两人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恋爱，多年的老同学，又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知根知底。林所说，他们曾打算大学毕业后一同回本市，找一所中学当老师，然后就结婚。
2002年，两人大学毕业，赵晴如愿考进了本市的一所中学，但林所却没能如愿，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他决定创业，联系了几个武汉的校友，一同开了一家艺术生高考辅导班，跟赵晴被迫分隔两地。
辅导班开起来没多久，赵晴就不顾父母的极度反对，辞去了教职，去武汉陪林所一起创业。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苦啊，我借的钱只够在街道口那边租一间小门面房，教学、办公、吃住都在那间屋里，晚上睡觉只能摆开一张单人床，赵晴说我白天累，让我睡床上，她大冬天的自己打地铺……”林所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
赵晴的父母都认为是林所“坑”了自己的女儿，不仅和林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还多次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要把女儿“绑”回来。一次，赵晴的父亲带着两个亲戚在武汉光谷附近堵到了林所，正要动手，赵晴就骑着电动车赶来，和父亲大闹一场，然后抢走了林所。每次说到这件事，林所总是忍不住掉泪：“那天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搂着她的腰，哭了一路，那时候就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对得住她！”
赵晴的父母终于认命了，他们虽然不想承认女儿和林所的关系，但再也没有找林所一家的麻烦。
林所和赵晴共同努力了两年，培训班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在高考艺考中的成绩都很不错，还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名校，所以培训班一下就火了，第二年预约报名的学生就有200多人。到了2005年，培训班从一间屋变成了三间屋，最后规模扩大到上下两层楼，还注册了商标。
林所说，自己如果后来不改行当警察的话，照那个发展势头，现在他应该也和武汉那几家知名的艺考培训机构老板一样，成为一名“土豪”了。
“我走的时候，把培训班盘给了当时一同创业的校友，现在人家包了半座楼，开宝马坐奔驰，穿个T恤都是‘范思哲’——你看看我，现在身上最值钱的是这部手机，1800块，公安局发的……”林所总开玩笑地如此自嘲道。
林所转来当警察的原因，他很少跟外人提起，但公安局很多同事都知道，他从“林校长”变成“林警官”，正是因为“赵老师”出事了。
“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交了几个不该交的朋友，就染上了毒品。”从林所断断续续的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赵晴当年出事的经过。
赵晴从小就性格开朗，身边永远不缺朋友，即便在高压力的创业过程中，也在武汉结交下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姓刘的中年女子，比赵晴大不少，和她关系尤其好。
这个刘姐是朋友介绍给林所的，她年轻时曾留学国外，拿到了钢琴演奏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某高校艺术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离了职。林所看中了她的海外留学经历，开出高薪，盛情邀请她来培训班教学，刘姐欣然答应。赵晴也把刘姐当作自己的“知心大姐”，经常和她结伴出入。
大概就是这段时间，赵晴通过刘姐接触到了毒品。
“那时候我一是忙，二是没这方面的意识，你说好好的一个大学老师，怎么会放着公职不干，跑出来搞我们这种‘野路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了！”林所后来追悔莫及。
林所不止一次问过赵晴究竟是如何“上道”的，但赵晴一直都说不明白，只说似乎是在某一个瞬间，自己开始对一些东西产生依赖感，有时是红酒，有时是饮料，她自己也曾买过那些让她“依赖”的东西，但后来却发现，只有和刘姐在一起时，那些东西才“起作用”。
林所后来推测，刘姐最初应该是在赵晴的饮品里放了一些“口服液”“快乐粉”之类的东西，等赵晴意识到的时候，早就来不及了。
“虽然那时候我给姓刘的开的工资很高，但肯定是不够她吸毒的，所以她就想把赵晴拉下水。赵晴虽说是老板娘，还管着培训班的财务，但不过就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对这些东西没防备，只要她下了水，姓刘的就可以弄到稳定的毒资了。”林所后来分析说。
2005年7月，高考成绩传来，培训班又一次迎来了大丰收，林所激动地将喜讯告诉赵晴，可赵晴似乎却并不在意。
林所以为赵晴是因为前段时间太忙累的，就想着趁8月闲暇的时候，带她去香港和澳门旅旅游，算是庆祝。林所提了好几次，赵晴才勉强答应了。
赵晴从旅行一开始就有些魂不守舍，两人在香港待了几天，准备去澳门时，赵晴借口身体不舒服，说什么也要回武汉，林所只得提前结束了行程。
可抵达武汉的当晚，赵晴便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林所四处找不到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培训班的老师们，甚至相熟的学生家长，询问赵晴的去向，但大家都说不知道。林所实在想不出这种天气赵晴能跑去哪里，他一边在凌晨暴雨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一边焦急地等着天亮，好给赵晴父母打电话，问问赵晴是不是回家了。
大约在凌晨4点，林所突然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电话，说赵晴和刘姐因吸食毒品被拘留了，让他去派出所办手续。
林所当时就蒙了——他那时对毒品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和街道社区的禁毒宣传栏里，根本想象不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女朋友竟然会染上毒瘾。
原来，那天晚上赵晴一回到武汉便被刘姐叫走了，两人急匆匆地赶往刘姐住的出租房，刘姐打电话叫来了毒贩子，赵晴花钱买了一些毒品，两人便在出租屋里好好过了一把瘾。不料，这个毒贩早已被便衣盯上，他离开出租屋后没走多远便被抓获，随即供出了赵晴和刘姐，马上，警察便在出租屋里把两个女人抓了现行。
最终，刘姐因多次吸毒被抓，被判强制隔离戒毒，而赵晴因为是初次被抓，拘留执行完毕后，被判社区戒毒。
从拘留所出来之后，赵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有出门，然后向林所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碰毒品。
赵晴出事之前，两人已经把婚期定在了2006年年底，林所担心赵晴吸毒的事情会给结婚带来未知的阻力，也相信赵晴是一时糊涂，思来想去，还是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双方的父母。
然而，没过几个月，林所几次夜里醒来，都发现赵晴不在床上。开始他没在意，后来才发现，赵晴夜里起身后去的并不是二楼的卫生间，而是一楼的储物间——终于在一个深夜，他将正在吸食毒品的赵晴堵在了那里。赵晴这才向林所承认，自己并没能戒除毒品。
那次林所先是气得暴跳如雷，然后抱着脑袋哭了一宿。
“姓刘的被抓了，但她以前的那些朋友还在，有些是和赵晴认识的，总偷偷联系她，说一起出去玩，赵晴拒绝了几次，但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复吸了。”
那次之后，林所通过朋友联系了武汉的一家自愿戒毒医院。虽然这家医院的戒毒价格相当于培训班半年的利润，但林所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赵晴送了进去：一是在他和赵晴看来，公安机关免费的强制隔离戒毒如同蹲监狱一般，让人没有人身自由；二是他不想让赵晴继续在公安机关的违法人员档案上留下记录。
“自愿戒毒”的时间为半年，那年春节，林所对双方父母谎称两人要前往外省做招生宣传，不能回家过节，瞒过了家人。
2006年5月，赵晴终于结束了全部治疗。在离开自愿戒毒医院之前，林所专门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以后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主治医师建议切断赵晴与本地毒友圈的联系，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戒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