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所几经考虑，决定带赵晴回老家，这样才能让赵晴彻底远离武汉的朋友圈，借此切断她和毒品的联系——他觉得当初赵晴是为了他辞去了老家的教职，这次他也必须陪赵晴回去。
培训班盘了出去，林所拿到了30万的分红，他把20万交给了赵晴的父母，说是两人一起赚的，赵晴父母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商品房，说留给二人结婚用。林所用剩下的10万来块在本地租了一间门面，重新开起了培训班——直到那个时候，他依旧没有把赵晴吸毒的事情告诉双方父母，也没有将婚期推迟。
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但由于本市没有艺术类高校，已有的几所高中里零星的几个艺术生也都有固定的培训渠道，林所的培训班门可罗雀。
“你那时候真打算跟赵晴结婚？”我问林所。
他想了半天，说那时还是觉得没什么。“人都会犯错，改了就好，如果赵晴之后不再碰毒品了，自己权当以前的事情从没发生过。”
不过，结局又一次让林所失望了。
2006年9月，就在双方家属筹备订婚宴的关口，赵晴却再一次因吸食毒品被本地警方抓获。警方查到了之前赵晴在武汉因吸食毒品被拘留的记录，将赵晴按照“吸食毒品严重成瘾”送去了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为两年。
“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按说脱离了以前毒友的圈子，不该复吸啊？”我问林所。
林所说，后来他一直在后悔两件事：一是那次在储物间发现赵晴吸毒后没有报警，也就没有查出赵晴的毒品从何而来；二是本市离武汉太近了，赵晴还是被毒友们找上了门。
“那些人像狗皮膏药一样，只要知道你有钱吸毒，就会死缠着你，他们整日除了吸毒也做不了别的事情，自然没什么收入，遇到瘾上来，当然能从武汉跑来找你。”林所恨恨地说。
随着赵晴被“强戒”，她在武汉的前科也瞒不住了。得知真相后，林所父母要求两人立刻分手，赵晴父母则打上门来，说都是林所害了女儿，双方家庭一夜之间反目成仇。
培训班老师涉毒，家长更不敢把孩子送来这里了。赵晴被抓后不久，林所的培训班便关门大吉，林所拿着剩下为数不多的钱，重新回到了待业青年的日子。
令林所没想到的是，虽然赵晴已经被送去了“强戒”，但之前她在武汉的那些毒友们，竟三三两两地找到了他——有人打电话打听赵晴的去向，有人自称是赵晴以前的闺蜜，套了半天近乎，不外乎都是找林所借钱；还有人说赵晴以前借了自己的钱，让林所还钱；甚至有毒贩直接找到了林所，说赵晴找他“拿货”没给钱，让林所替赵晴付账。
林所只得报警，警察虽然抓了人，但也对林所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还把林所也带去派出所做了尿检，确认他不吸毒后才允许他离开。
林所没有离开，而是把赵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给他做尿检的警察，想问问看赵晴到底还有没有戒毒希望，自己和赵晴还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那天，他拉着警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警察告诉他，一日吸毒终生戒毒，赵晴不是个例，要想戒毒，需要走的路的确很长。民警劝他好好斟酌一下与赵晴之间的事情，虽然没有点破，但林所自己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林所说自己仍然想帮赵晴戒毒，问警察有没有什么稳妥的办法。警察可能是开玩笑，也可能是出于对林所当时执拗想法的无奈，说了一句：“那你来当警察吧，当了警察就有办法了。”
林所当真了。
2007年6月，经过一年准备，林所通过省考进入了本市公安队伍。公安局本来从他的音乐专业考虑，安排他在政治部宣传部门任职，他却主动要求去了派出所。一年前给他做尿检的那位警察老赵，后来成了他的师父。
“2008年赵晴结束‘强戒’离开监所的时候，我陪林所去武汉接的她，那天他们两个人在戒毒所门口抱头痛哭……”老赵说道。
林所心中始终惭愧，如果不是当年他与赵晴在武汉创业，如果不是他拍板招了刘姐，如果他平日里对赵晴的关注更多一些，或许赵晴就不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但林所能做的，也只是用警察身份盯紧了赵晴，尽量帮助她摆脱毒品的纠缠和控制，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林所当了三年社区民警，两次被市局评为“优秀民警”。他帮助吸毒人员戒毒的故事，也曾被市里的媒体报道过。
上任伊始，林所在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上查询了本辖区内所有涉毒人员的资料，然后对所有在册吸毒人员一一家访，找不到人的便找他们家属，希望家属能配合工作。
他自费印了很多禁毒宣传资料在社区分发，顶着别人的白眼，给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介绍工作。有时，他甚至会买一些米面，去那些揭不开锅的吸毒人员家里做工作、讲道理，甚至还会给那些浑身是病的“老毒么子”送药。
别人办一起吸毒案件只需半天，他却需要很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那时的想法有些幼稚。”林所那时坚信“打击只是办法不是结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那些吸毒人员，哪怕是长期吸毒人员。
上级表扬他的做法，但同事们私下里说起林所的作为，都只是笑笑。师父老赵大概明白他的心思——赵晴的家就在他的管区里，他当社区民警的第二年，就帮赵晴在临街的地方租了一间小门面房，开了一家文具店。
林所那时还没结婚，巡逻经过小店时，都会进去看一眼。有时下班后，还会和赵晴一起去超市购物。
老赵说那时他很不放心，虽然林所和赵晴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赵晴毕竟是有吸毒前科的人员，而林所的身份是警察，他担心林所还和赵晴搅在一起，难免会招来麻烦。
后来我问林所，那时是否仍然还有和赵晴继续在一起的念头。林所叹了口气，点头说有，他计划着，只要赵晴有三四年不再碰毒品，他就跟赵晴结婚。
赵晴也告诉他说，自己结束“强戒”之后，已经彻底与以前的毒友们划清了界限，不但更换了手机号码，连QQ号码都不再用了。
林所父母明确告诉儿子，坚决不会让赵晴过门；赵晴父母则将女儿吸毒的责任全都归在林所头上，骂他是赵家的“丧门星”；甚至公安局同事们也都说，林所这是在“玩火”。
但林所依旧心怀希望，我行我素。那年他29岁，说，三四年，自己等得起。
但赵晴终究没让他等三四年。2009年3月，赵晴第二次被送强制隔离戒毒。
抓住赵晴的不是本市警方，而是邻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他们在一次专项行动中，将和朋友在KTV包房里正烫吸冰毒的赵晴抓获。经讯问，赵晴在第一次“强戒”后，已经不止一次吸食毒品了。
林所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在社区禁毒，省厅颁发的表彰牌匾就挂在警务室大门上，但自己最关心的赵晴，竟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又吸了毒。
他跑去邻市禁毒大队要求参加对赵晴的讯问，被对方以不合程序为由拒绝。不过，在赵晴被送往强戒所之前，邻市禁毒大队破例让林所看了赵晴的笔录材料，并让他和赵晴见了一面。
赵晴在笔录材料里承认，自己自上次“强戒”之后，坚持了半年没有碰过毒品，但后来还是被一个她在强戒所里认识的本地“朋友”拖下了水，并给她提供了购买冰毒的渠道。
林所问赵晴为什么骗他，赵晴平淡地说怕林所伤心。林所又问：你既然怕我伤心，为什么还要去碰毒品？
赵晴说不出来，只是默默流泪。
“那东西，那么难戒吗？”刚当警察的时候，我曾问过林所。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烟瘾是‘1’的话，性瘾大概是‘20’，酒瘾估计是‘100’，毒瘾应该在‘3000’左右——你想想自己戒烟时的决心，乘以3000倍，就是戒毒的难度……”
尤其是冰毒及其副产品，如麻果、K粉之类的新型毒品，比起过去的海洛因，不会再给吸毒者带来强烈依赖感，“上瘾”之时，不会有蚀骨之痛，但吸食后造成的欣快感，却让人流连忘返。
心瘾的戒除是终生的，从毒品中体验过那种欣快感的人，只要还活着，就不会忘记那种感觉，就会有复吸的可能。因此吸毒人员终生都需要用意志力对抗心瘾，一次失败，便前功尽弃。
“就好比，每次的欣快感背后，就是大脑皮层上一个针眼般大小的洞，洞多了，人就疯了……”
从2010年开始，林所对待社区涉毒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重新通过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更新了本辖区的涉毒人员资料，这次他不再家访，而是直接找人、抓人、尿检、拘留。然后就是让被抓获的吸毒人员举报其他的涉毒人员，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有过涉毒前科的人员，他一个也不放过，一次拘留、两次“强戒”，直到涉毒人员再也不敢在他的辖区出现为止。
他协调辖区各单位保卫处和居委会组成了“居民禁毒巡防队”，辖区居民们早就烦透了那些整日偷鸡摸狗的“道友”，一时间，巡防队所到之处，涉毒人员鸡飞狗跳。有些吸了十几年毒品、浑身上下没几副好零件的“老毒么子”，曾经仗着自己“身怀绝症”无法收监，对公安机关的打击不屑一顾，终日以偷盗为生。以前林所给他们送药、做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屑一顾地揶揄：你们警察是拿我们没办法了，开始“顺毛捋”了？到了后来，巡防队一来，他们就开始四处躲藏，甚至有人主动要求重新被收监，躲避追击。
这一年，辖区的涉毒案件先是呈直线上升，后来又呈直线下降，林所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工作业绩突出，应当嘉奖，也有人说他做事不遵守纪律。
2011年年底，林所结婚，妻子同样是公安局民警，次年他的儿子出生。
2014年11月那晚，我们在吸毒现场抓获了六子和赵晴，经尿检，二人甲基安非他命反应均呈阳性，随后二人供述了当晚在宾馆开房吸食麻果的经过：六子买了毒品麻果，两人在宾馆一起烫吸，吸饱后，两人在宾馆发生了关系，六子付出的代价是另外5颗麻果（市价约300元）。
我进入讯问室，看到六子坐在讯问椅上，屁股下面垫着厚厚的卫生纸。一问才知，他常年患有严重的性病，屁股和大腿上遍布烂疮，久坐会流出黄色脓水，同事怕他弄脏了讯问椅。
“那个女的，瘾大得很嘞！给钱就能上，有‘货’的能包月……”六子知道自己浑身是病，过不了入拘留所前的体检这一关，因而语气中满是无所谓。
电话响了，接起来，是林所，他正从监控里观看审讯过程，让我问六子，都有哪些人平时跟赵晴裹在一起。我转述给六子，他报了几个名字。
我又走进隔壁讯问室，两位同事正在给赵晴做笔录。听了一会儿，跟六子说的差不多，赵晴的语气平淡，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
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想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手机又响了，还是林所，我以为他也有问题要问赵晴，可他顿了顿，说，拨错了。
那天的审讯持续到凌晨5点结束，等待赵晴的无非还是先拘留再“强戒”。这个结果赵晴早已料到，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反应。临去拘留所时，她小声问我林所在哪里，我回答说：“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自己的事。”
六子以为自己肯定进不了拘留所，坐在讯问室里竟然跟民警说自己上午还“有事”，催促民警快些给他办手续。等同事从公安局法制科报裁回来，告诉六子，处罚结果是“刑事拘留”——这意味着六子将会被判刑。
六子声嘶力竭地抗议，说警察给他“挖坑”、办“冤假错案”，那位报裁的同事冷冷地说：“嫖娼用毒品支付，构成贩卖！”
六子愣在那里，恨得咬牙切齿。
之后我得知，那天深夜法制科值班人员最初裁定的结果的确是治安拘留，但林所打电话叫醒了法制科科长，拿着《刑法》第347条一字一句地对法条，终于让法制科科长改变了主意，通知值班员修改了裁定。
早上6点，办完六子和赵晴的案子，林所拉上我和另外一名同事，把六子交代的其他几个“道友”全部抓回了派出所。
但那晚，林所自始至终都没去讯问室和赵晴见面，也没再跟她说过一句话。
尾声
2018年5月，我已经离开了派出所一段时间。老赵来武汉看儿子，顺带找我吃饭，两人又聊起了赵晴。
老赵说，赵晴疯了，赤身裸体地在街上狂奔，拿砖头在路边砸车玻璃，后来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吸食冰毒的人，最终的归宿就是精神病。
“林所呢？”我问老赵。
“唉！”老赵叹了口气，那天是林所出的警，送赵晴去精神病院前，林所的手按在单警装备上，不住地颤抖。
“那天晚上你林所喝醉了，没回家，住在派出所备勤室里，听同屋的小高说，他抱着被子哭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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