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留校察看”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分，距离“开除学籍”仅一步之遥。但对刘德来说，这又是一个极轻的处分——此前，他因为打架斗殴早就背着两个“留校察看”，却始终也没能变为“开除学籍”，这反而成了他恐吓同学的资本。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谢江说，母亲把校领导告到教育局后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一次广播操结束后，校领导专门到讲话台上，愤怒地告诉同学们，这次全市的教学评估中，学校没能拿到好成绩，就是因为“有些同学自私自利，自己在学校处理不好同学关系，还唆使家长去教育局诬告学校，给学校荣誉抹黑”。
对此，校领导要求，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所有学生家长必须参加”。
谢江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母亲去教育局告状的事情，纷纷向谢江侧目。很快，谢江在班里就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谢江告诉我，那天他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学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就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由于怕引起误会，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继父还对谢江说：“同学之间在学校发生矛盾很正常，谁上学的时候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只要对方不再招惹你，这事就这样吧，不要搞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谢江只得答应了继父。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放学专门派人陪他回家，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一次，当谢江又去政教处举报自己受到刘德威胁时，政教处的老师黑着脸对他说：“谢江你有完没完了？不想读就算了！不就是和同学发生点摩擦吗？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之前你妈去教育局，告没了学校的优秀奖，现在你还要把学校翻过来吗？！”
谢江被骂呆在那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谢江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你尝试过不理会那些威胁吗？你没觉得那是刘德一伙给你做的‘局’吗？”我问谢江。
谢江点头，说想过。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经过努力，他的成绩有所上升，虽然距离之前的最好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相信自己就这样努力下去，最终还是能够考上理想大学的。
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刘德当时不在本市——他家里已经给他安排好出国留学的事宜，案发前半个月，人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警方派人去了省城，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刘德父亲对民警上门更是十分不满，要求他们“做事要讲证据”，不要“听风就是雨”。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的”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等到2006年，谢江精神状态逐渐稳定，家里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还是都做不长；2008年，谢江因精神问题屡次相亲失败，备受打击；2009年，刘德婚礼，回本市宴请亲友，谢江从以前同学口中得知了消息后，这才开始重新关注起刘德的动向。
这一年，谢江家人也打算从湖南给谢江买个媳妇，因此再次状告学校索要赔偿，但学校的回复仍与此前相同。咨询律师后，谢江家人得知，即便胜诉，所得赔偿款项也不会太高，因而又撤了诉。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虽然刘德是此案的受害者，但我对他的印象实在不太好，采集笔录时也难免带着些情绪。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我又问他和谢江关系如何，他笑笑，说：“谢江之前应该都给你们说过了吧？”
我说：“他说归他说，你说归你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咱就都按他说的为准，你就啥也甭说了。”
同事给我使眼色，示意我这是受害人，让我注意态度。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心中冷笑，想刘德这家伙着实可气，明显知道谢江恨他的原因，却在警察面前故作姿态。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二十年。”
“这事换谁谁也忘不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心怀梦想，成绩优异，最后却因为你们干的好事落得现在这个下场，你倒是自在，当年的‘面子’也有了，‘仇人’也被你整疯了，最后拍拍屁股到国外读书了，回来还当上了‘储备干部’，有妻有子、生活幸福，可是……”
同事在病床下面踹了我一脚，我强忍着闭上了嘴。
没想到刘德却没有生气，语气反而十分平和地说：“当年我是过分了，那时确实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个年纪，很多事情说懂也懂，说不懂也不懂，只想着谢江举报了自己，自己要出口气，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发展成这副样子……”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刘德解释说，自己那段时间正忙着办理出国读书的手续，根本没有工夫去谋划那件事。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八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黄斌现在在哪儿？”我问刘德。
“很多年没见了，几年前听表哥说黄斌因故意伤害被判了重刑，现在应该还在哪个监狱服刑吧。”刘德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做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儿，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了。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那时黄斌正好因为涉嫌重伤害被警方处理，但因身体原因“取保”在家。黄斌承认了当年报复殴打谢江的事情，黄斌父母担心这事儿闹出去再给儿子加刑，所以提出给谢家五万块钱，让他们放弃追究，谢江父母当时没同意。
根据刘德的说法，当时谢江父母要求的赔偿金额大概在20万，但黄斌犯下的那起重伤害案需要赔给受害者一大笔钱，黄家拿不出另外的钱来赔给谢家。此后，黄、谢两家就一直扯不清楚，后来黄家索性不赔了，让谢江父母去找警察，“大不了让黄斌多蹲几年”。
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刘德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也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刘德的父母不相信谢江有精神病，认为他捅伤刘德一事是“有预谋的”，谢江父母依旧坚称谢江有精神病。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组织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是：谢江确实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但犯案时并未发病，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本以为此案就此了结，但不久之后，刘德父母却又找到了我。他们说，谢家只在刘德入院当天缴纳了1万元住院费，之后便拒绝再拿钱出来。刘德的妻子和母亲让我找谢江父母催缴医药费，我给谢江家打电话，谢江继父却说，之前刘德家“欠”他们家5万块钱，“就从那个钱里扣”。
我问他，刘德父母什么时候“欠”的5万块钱，谢江继父让我去问刘德父母，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又给谢江母亲打电话，告知她，积极赔偿是对方达成谅解的前提，希望她为了儿子的刑期认真考虑一下。谢江母亲很着急，但也很为难，说家里的钱都在丈夫手里，之前刚给小儿子在省城贷款买了房子，刘德被刺一案刚发生，丈夫便把家中所有存款都拿出去，提前还了房贷。
我只好原话转达给刘德父母，他们向我抱怨说对方这样做“纯属无赖”。
可我也只能告诉他们，警方只能追究谢江的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也只能以后聘请律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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