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时呆呆地站在马路边，怀里抱着几件衣服，脚边扔着一条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着，一边喊叫着一边在车流中穿梭。所到之处，全是尖锐的刹车声和急促的喇叭声。被逼停的司机降下车窗，冲她怒吼着：“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车流中追逐杜英，情况危急，我喊彭中时一起追，可他就像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依旧呆立在那里。
五分钟后，杜英迎面扑倒在一辆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着发动机盖。司机从车里下来，又愤怒又惊慌，想去拉扯杜英，却又不敢靠近，看到我们过去，赶紧连声说自己车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扑上来的。
同事冲司机摆摆手，示意他这并非交通事故。然后一边按住杜英，一边回头找彭中时，见他还站在路边，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里看热闹哪！快把毯子拿过来！”
彭中时这才反应过来，俯身去捡毯子。刚把毯子捡起来，怀里抱着的衣服又掉了一地，再伸手去捡衣服，毯子却又掉了。
“别管衣服了，赶紧先把毯子拿过来！”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着杜英的一条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辆SUV的发动机盖上。杜英一边嘶吼着一边扭头冲我们吐口水。我扭头看彭中时，他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往我们这边走，又冲他吼道：“快一点！”
彭中时这才跑了两步。
我们把杜英暂时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后能不能动作快点？！”同事一边在受伤的手背上擦酒精一边训斥彭中时。刚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时默默地点点头，也不说话。他的目光有些呆滞，顿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怎么办？”
“怎么办？送精神病院啊怎么办！”我心里也憋着火，就因为刚刚彭中时的磨叽，我被杜英吐了一脸口水。
“没钱。”彭中时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们不是头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辖区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时不时还会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三次精神病院。三个月前我就出过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时同样说没钱，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说通。
“这次你们啥也别说了，必须让她娘家出钱，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上次送医院的钱还是我借的，到现在都没还……”
我只好打电话给杜英的父亲，杜英的老父亲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对我说，现在彭中时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监护人”，他出这钱没道理。好说歹说个把小时，杜英父亲才同意拿钱，但也只答应出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让彭中时自己想办法。
临挂电话前，杜英父亲指责彭中时现在就是“卸磨杀驴”，我手机开的免提，彭中时听到了，激动地冲过来朝电话大喊：“老X玩意儿你一早就给我‘做笼子’……”我急忙制止，赶紧挂了线。
就算只出一半钱，彭中时也不肯。杜英父亲更是拒绝再与警方交涉，我们只好试着联系杜英的其他亲属。直到当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赶过来，为妹妹交了另外一半医疗费。
杜英这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彭中时54岁，是厂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长——按理来说，他远不够退休年龄，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为杜英。
和那些后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发病很早。有上了年纪的同事说，杜英20多岁时就发过病，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过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时夫妻打过交道。
夫妻俩没有孩子。彭中时说刚结婚时，他们也曾想要个孩子，但杜英一直没怀上，后来，杜英发病越来越频繁，便没法再怀孩子了。医生也说，杜英的病可能会遗传，建议他们放弃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时的家在小区靠近马路边的一栋六层公房里，二人本来住在六楼，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后爬出了阳台，差点儿坠楼，后来彭中时就和单位领导申请换了房，搬到了一楼。
每次清查辖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时，我都要去彭中时家。他家永远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零星几样老旧家具，除了一台旧式绿皮冰箱外，几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
2011年，我刚接手社区时，第一次去彭中时家，问起他家的生活状况。彭中时无奈地回答我：“都砸了，还谈什么‘状况’……”大到以前家里置办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空调，小到窗玻璃、锅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发病，这些东西便都难逃厄运。
“冰箱还是结婚时买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电，但就是抗砸，结实。” 彭中时指着嗡嗡作响的电冰箱自嘲道。电冰箱上伤痕累累，一侧底座的腿断了，垫着厚厚的纸壳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起色吗？”我问彭中时。
他摇摇头，说“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家睡觉，坏的时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这病是遗传性的，天生的，没得治……”彭中时告诉我，杜英的小姨当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现在一模一样，不过十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
“结婚时知道这件事吗？”我又问。
他顿了顿，说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听他这么说很不解，又问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隐瞒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实，婚后发现了为什么不离婚？彭中时当时并没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我被他这话打动了。从那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帮助彭中时。有几次杜英深夜跑丢，我就开着车带着彭中时四处找人。有时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时说自己钱凑不够，我还给他垫过几次治疗费，前后大概有四五千块。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关于杜英，彭中时对我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会办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时，我感慨说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离婚了，“真是个好男人”。
居委会的干事听完就笑了：“你怎么知道彭中时没想过离婚？他光来居委会开证明就不下三次，要求居委会证明他和杜英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他好拿着证明去协议离婚。”
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会干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以前彭中时留在居委会的证明复印件，后来因为不符合规定，再没给他开过。
“两口子都正常才能协议离婚，像他这种老婆是精神病的，协议不了。”干事告诉我，杜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规定不能协议离婚，只能走法院诉讼。
“那他去过法院没？”我问干事。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应该是去过吧，当时看他离婚的态度还是蛮坚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替彭中时打了个圆场：“毕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结婚后又照顾了这么多年，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干事反问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时跟你说结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问得有些蒙，只好点点头，干事意味深长地笑了。
“结婚前他知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我们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谁。”干事撂下这么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亲的名字输入警综平台，页面中的杜英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时年72岁，还有一个67岁的老伴。
我问身边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亲是谁。
“是谁？杜英他爹呗！”
这话等于没说。
2013年3月，杜英的父亲报警，称女婿彭中时来家里闹事，还是因为杜英医疗费用的问题。我和师父出警处置之后，我又问师父，这老头到底是谁？
师父是局里的老民警，从警近三十年，跟彭中时一家至少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书记啊。”师父回答。
“哪儿的书记？”我问。
“XX厂，不过早就退休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会干事的对话讲给师父听，师父听完，也笑了笑说，彭中时和杜英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复杂。
1983年，杜英23岁，曾谈过一场人尽皆知的恋爱——当时，她的男朋友是邻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两人是中学同学。
那时杜英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脾气比较大，喜欢发火。之前谈过几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气。但在周围人看来，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父亲是厂里一把手，“长公主”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毕业后便被安排进父亲的厂里上班，公安局局长的儿子退伍后也分到了这个厂里。两人同在一个科室，每天一起工作，两人父亲的职级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一桩“强强联合”、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时，杜英的“准公公”却突然叫停了这门婚事。没过多久，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便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并很快调走了。为此，杜英气得一个月都没来上班。
没人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两家当时还为此大动干戈。甚至两个单位之间日常的业务往来，多少都因为两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响。
后来，就有人风传，公安局局长之所以叫停这门婚事，是因为他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况，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亲虽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长是老刑侦出身，看人颇有一套，第一次见杜英时，就觉得她“有问题”，很担心病情会遗传，便强令儿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会遗传，坚决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处过对象的男人纷纷暗自庆幸，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给杜英介绍对象了。
这话传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气，去公安局局长家闹过很多次，但都于事无补。等局长儿子结婚后不久，杜英就真的发病了。
“杜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会发病，但会有潜在的危险，一旦出现强烈刺激引发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会发病。”师父解释说。
“那彭中时呢？他和杜英结婚，难道不知道杜英的情况吗？”我好奇地问。
“他呀，唉……”师父也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得走下去啊。”
师父和彭中时年纪相仿，他说当年自己差点儿和彭中时做了同事。
师父以前在农场开大货车，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抽调到公安局，等严打结束，师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当年，彭中时是杜英父亲厂子保卫科的临时工，同样也被抽调来到公安局帮忙。
“当时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过来帮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级就放出话来，所有抽来帮忙的人，无论在原单位是正式工、家属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表现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机关两个名额，每个派出所一个名额。”
这话如同一剂鸡血，一时间，所有被抽调来的人都干劲儿十足。尤其像彭中时这样的临时工——他本来在原单位转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进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员”，铁饭碗也算是抱稳了。
“当时，彭中时铆足了劲儿要在公安局转正，是我们那批抽调来的人中工作最积极、表现最好的。”师父说，“本来我这个名额应该是他的。”
等到1984年年底，彭中时确实获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弃了，公安局找他谈话，他却主动要求回以前的单位。周围的人都为彭中时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里骂他傻——放着公安局铁饭碗不端，偏要回去企业保卫处干临时工。
师父那时和彭中时的关系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干临时工，说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彭中时也没多解释，只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工作。
但谁都没想到，彭中时回原单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临时工”三个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职工”。
大家这才明白彭中时拒绝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个年代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国企与政府机关都是“铁饭碗”，但在效益好的国企，职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种奖金，政府机关却只有固定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