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又开始纷纷感叹彭中时本事大、路子广、做人低调。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调了部门，这要没有“通天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跑去问彭中时怎么做到的，但他仍是一个字都不肯透露，以至于有段时间师父觉得他很“不江湖”。等严打结束，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师父和彭中时的联系慢慢也就断了。后来，他只是听说彭中时在单位混得很不错，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到1993年年初，已经转为派出所民警的师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时见了面。
“那天辖区一家单位报警，说有个女的无缘无故在他们单位门口骂人，见一个骂一个，单位保卫科赶都赶不走，所以报了警，我们到现场处置，根本没法交流，怀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个女人的家属来，结果来的竟然是彭中时。”师父说。
那时师父才知道，原来彭中时和杜英已结婚七年了。
直到很多年之后，彭中时才向师父承认，当年之所以他能“转正”，就是因为他和杜书记做了一笔“交易”——那时候，他已被杜英的情况折磨得焦头烂额了。
彭中时17岁那年从本市周边农村招工进城，一直在厂里保卫科做临时工，主要负责夜里在厂区巡逻，那些正式工不愿做的、出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全都由他来做。彭中时工作很认真，领导也很欣赏他，多次给他打气，称但凡厂里临时工有转正的机会，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时当然想转正，除了眼馋正式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要是能够进城工作并捧上铁饭碗，就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只是，彭中时在保卫处干了快五年，也一直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在被抽调去公安局之前，厂里有同事好心劝他，这样干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趁着年轻，赶紧自己想想办法：“你也不看看，厂里多少家属工都在等着转正，里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厂领导的亲戚，你一个临时工，没技术没学历，在这儿又无根无基的，什么时候能轮到你？”
这几乎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也就是这一年，杜英发病了。
女儿的发病在杜书记看来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的两个妻妹一样，因此杜英高中毕业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进自己的工作单位，想着女儿离自己近一点儿，自己能顾得上，只要将来结了婚，自己的担心便能卸了大半。
没想到，女儿的一场恋爱让自己先前的计划付诸东流，现在婚没结成不说，女儿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这么说，当年是杜书记骗了彭中时？”我问师父。
“现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师父说。
彭中时自己也跟师父说过，杜书记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杜英。当年正是他自己主动向杜书记表达意愿的。
当时彭中时在老家有个未婚妻，是村里媒人给他介绍的，一直没结婚。彭中时原本打算先在厂里转正，然后把未婚妻调进来做家属工，但是后来，彭中时虽然转了正，却做了杜书记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来厂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见。
师父还记得，那次严打，彭中时被抽调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医院那块地，负责街面巡逻。他总是时不时就“巡”到医院里去了，大家问他，他只说家里有亲戚在二院住院。
后来师父才知道，当时住院的并不是彭中时的“亲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个时候彭中时就有所打算吧。”师父说。
“他没想过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结婚意味着什么吗？”
“后来这事儿‘穿’了，彭中时才说了实话——他有个哥哥，在老家务农，当年哥哥帮他出主意，让他娶了杜英，杜书记肯定会帮他解决转正问题，不然的话，他终究就是个‘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被单位扫地出门。”
“可是杜英已经发病了啊，和她结婚，以后怎么办？”
“彭中时的哥哥说很好办，结婚之后转了正，找个机会调到其他单位去，杜书记就管不着了，到时再离婚就是了。哪怕离不了婚，还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来，他负责看着。”师父说。
彭中时认为自己的哥哥不会害自己，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缺德，但对于改变自己境遇而言，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彭中时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就是为了让他通过转正拿到城市户口——按照老家的规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户口，便失去了家里老房子的继承权。与杜英结婚之后，当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时准备按照当年哥哥的提议，将杜英送回老家时，哥哥却以“嫂子要喝（农）药”为由拒绝了他。同样，阅人无数的杜书记直到退休，也没让彭中时“调走后离婚”的算盘打响。
“按照法律规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暂时不能结婚，但杜书记找了关系，还是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师父说，当时，杜家迟迟不愿承认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说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时和杜英结婚之后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鉴定。
杜书记的算盘是，只要结了婚，彭中时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监护人，只要确保自己退休之前两人别离婚就好——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时再提离婚，他就可以以自己“无监护能力”为由拒绝。虽然这样做有些坑人，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女儿能有个归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两家就这样相互算计呗。”师父笑笑说。
1998年，杜书记退二线，临退休前两年，把女婿彭中时扶上了行政科科长的位置，算是给女儿一个保障。
杜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经常犯病，犯病后有时打人、有时在街上乱跑。彭中时虽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变。
“老丈人退休之后，彭中时找过一些单位想调动工作，甚至还来过公安局。”师父说，杜书记虽然退了休，但在本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单位的领导既不想得罪杜书记，又不愿调一个家里有负担、无法专心工作的中年干部来自己单位，所以彭中时一直没能成功。
“彭中时也来找过我打听过精神病人离婚的事情，我虽然比较恶心他的为人，但还是帮他问了，很遗憾，像他这种情况的确有些难度……”
2000年左右，彭中时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决离婚”为由，将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那时他已经确定，自己与杜英协议离婚无望，只能走诉讼离婚的路子。
一审法院先进行了调解，彭中时愿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杜英，以换取和杜英离婚，但杜家没有同意。彭中时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但因离婚后杜英找不到有效监护人，法院并没有判决离婚。彭中时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没支持他的离婚请求。
日子还要继续过，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彭中时与杜家已是剑拔弩张，彻底撕破了脸皮。彭中时说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毁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亲则称彭中时丧尽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达成便要“甩坨子”，“纯粹就是过河拆桥”。
最无辜的只有杜英，由于丈夫与娘家闹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看护一直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连按时吃药都保证不了，以致发病越来越频繁。
“后来彭中时有些事做得过分了，还差点儿把自己‘折进去’。”师父说。
2004年，彭中时见离婚无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过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将杜英一人丢在小区的住所里。结果那年四月份，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杜英攀上六楼阳台企图出门，差点儿坠了楼。
公安机关找彭中时谈话，彭中时拒绝见面，公安机关只好联系彭中时所在单位，让他们向彭中时转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涉嫌重婚罪和遗弃罪。
见不管不行，彭中时只好搬回家继续和杜英过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点子”。
“不知道谁跟他说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后会被强制送医，费用由政府承担。2005年年关前后，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杜英完全停了药，结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对方轻伤。警察出警之后确实给她强制送医了，但彭中时却发现，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还要负责赔偿受害者损失……”
“杜英娘家那边呢？杜英总归是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就这么坐视彭中时乱来吧？”我问师父。
“杜书记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现在也确实无能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过世后自己和妻子还要负责照顾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确实没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师父无奈地摇摇头。
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杜书记以前所在单位的退休办都去杜家做过工作，但杜书记那边也是铁了心吃定彭中时了，只说除非有人主动承担杜英的监护义务，不然谁说也没用。
“我跟这家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社区归你管了，他家的事儿，唉……”师父最后又叹了口气。
2015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汇总辖区在册精神病人的情况。当时，杜英精神状态已经极不稳定，我找彭中时要求他加强看护，但彭中时却说自己最近肝脏出了问题，要去武汉住院，照顾不了妻子。
无奈，我只好又去找杜书记。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时，杜书记便忍不住开口骂了起来。言语中倒也不避讳，直说自己当年看走了眼，本以为彭中时是个踏实厚道的人，自己帮他转了正，提了干，想给女儿留个可靠的托付，没想到他竟是这种人。
“彭中时现在对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纯属放屁！那时候杜英有病这事儿，全厂都知道，就瞒着他一个？结婚之前我还问过他，他说么斯一直就暗恋杜英，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后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杜英这病好好控制的话，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彭中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压根儿不想好好给杜英治，她才走到现在这个境地……
“他彭中时当年就是个看大门的临时工，要不是我帮他，他这辈子也就能看个大门了，全厂三百多号临时工，凭什么让他转正？凭什么！”
杜书记骂得停不下来，我几次想插嘴打断都没能成功，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听他说。直到他终于说累了，我才试着问了一句：“如果当时没有彭中时的主动追求，你打算怎么处理杜英的事情？”
杜书记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而彭中时那边，同样也是一腔怨气。
2015年6月，看护杜英四个月的杜书记找到派出所，说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时“找出来”送杜英去医院。
我联系彭中时，他先说自己在武汉治病，又说自己在长沙办事，所里有同事恰好当天过早（吃早饭）时遇到过彭中时，拆穿了他的谎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才不情不愿地来了派出所。
从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时又开始诉说自己这些年来看护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直到他把话引到警察头上：“你们警察每次也就跟着送送，从来不说帮助解决一下费用什么的。”
我开始没搭理他，但开车的同事没忍住，和他吵了几句。彭中时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问他之前送杜英去医院时帮他垫付的几千块钱什么时候还我。
彭中时不吭声了，半天没说话。
同事说：“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钱，帮忙还帮出仇人来了？彭中时你也是每月有工资的人，至于这样嘛。”
彭中时叹了口气，又抱怨起来：“还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里有个精神病人是这种情况，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书记当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为他要辩解一番，不承想彭中时并没洗白自己，只是低着头说，自己这些年已经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报答当年杜书记对他的“栽培”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啊，为了个么X‘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娶了他家闺女，结果把这辈子都搭进去了……”彭中时又开始絮叨个没完。
他说，自己的“仕途”就止步于杜书记退休——他34岁当上行政科科长，此后再未升迁。一是由于背后的“大树”退休了，二是因为妻子杜英的病始终让他无法专心工作，动不动就要请假陪护，单位几任领导对他都有意见。
2008年，厂里实行“干部竞聘”，46岁的彭中时落选了。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说：“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属病情，着实辛苦，退下来也是好事，一方面给单位年轻人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专心给妻子治病。”
从此之后，彭中时几乎就成了单位的“编外人员”，开始时彭中时还耍脾气不去上班，领导打过几次电话之后，就再也没人主动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资，单位的各种奖金、补贴、福利都和他无缘了。
彭中时说，当年厂里有些和他一样的临时工，后来看转正无望，纷纷另谋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点小生意，现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车有房，其中有几个还发了财，举家搬到武汉去了。现在看看自己，“要啥没啥，连个孩子也没有，以后自己老了，谁来送终”？
“你看，我留在厂里干了五年保卫科，结果走了的人都发了财；当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额让给老宋（我师父），结果后来他赶上了‘公安改革’，从开大车的司机变成了公务员，‘金饭碗’！老家那个女的，后来听说嫁了个有钱的，生了俩孩子，在荆州做买卖；就我，娶了个领导闺女，本以为能搭上顺风车，结果赔上了半辈子……”
彭中时说自己也无数次动过“一走了之”的念头，但思来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个“遗弃罪”坐牢，那样的话，原单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除，连现在每月那点儿基本工资和以后的退休金都没了。
“你当年也有机会来公安局工作，如果你过来了，现在铁饭碗也端上了，也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同事说。
“那时还不是杜老头撺掇的？他说杜英的病就是那个公安局局长给弄出来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这辈子也别想进他家门……”彭中时说。
“你他娘的非得贴着他吗？你来了公安局他还能管得到你？”
“那个……”彭中时可能还有话要说，但半天没有说下去，之后便沉默了。
尾声
2018年年初，师父退休。那时我已离开派出所，回去参加师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单位的同事小顾和老杨正在处置，彭中时依旧在一旁呆立着。
下车帮了一下忙，又回到车上，师父冲我打趣说：“我还以为你也会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没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顾，哪天小顾走了还会有别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份工作，但对彭中时来说……”几年过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怜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选的，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师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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