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诸侯国于险固之境，诸侯国强大，就必然与中央形成相互猜疑之势。上下猜疑，下面的就要遭殃，上面也要焦虑，这不是安心于上而保全于下之道。如今陛下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他野心勃勃想要做东帝；陛下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他居然发兵向西攻击。如今呢，又有人举报吴王!陛下正当盛年，没有什么不义之行，而有德泽于天下，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况且有的诸侯大国，实力十倍于刘长、刘兴居呢!
“不过，天下如今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诸侯王，年纪都还小，中央政府派给他们的太傅、丞相还掌握实权。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都成年了，血气方刚，中央派来的太傅、丞相，就会称病退休了。他就把丞、尉以上官员，全部安排自己人。如此，还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还要想天下安定，那就是尧舜也做不到了。
“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要晾晒衣服，手里拿着刀就要割肉。’因为这时候下手，正当其时，轻而易举，会非常顺利，也能保障和平，保全骨肉亲情。如果不肯早下手，错过了时机，到时候不得不摧毁骨肉亲情，让他们身首异处，这和秦朝末年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些异姓王自负强梁而造反的，汉朝侥幸将他们诛灭。但并没有改变让他们有条件造反的制度，而同姓王造反的苗头，又已经出现了，跟异姓王造反一模一样。灾祸之变，随时会发生，明君处世，也不能自安，后世又将如何!
“我研究之前的历史，结论是强者先反。陛下看咱们的封国，长沙国最小，只有两万五千户，他的功劳最小，封国却完整无缺传到现在。他的关系最疏远，却对中央最忠心。这不是长沙王一家人有什么特别，而是形势使然。如果给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数十座城池封王，他们今天也造反了，被诛灭了。如果韩信、彭越之流当初没有封王，而是只做列侯，今天他们的子孙可能都还安居侯爵之位。所以，安天下之大计就很清楚了，要想让诸侯王都忠心依附，就要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盘；要想让臣子们不要像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就要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没有封国。要想让天下安定，就要大量增加封国，而削减他们的权力。他的权力小，就容易让他遵守礼仪；他的地盘小，就不会生出造反的邪心。让海内的形势，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的横木归聚到车毂上一样，听命于天子。
“因此，我建议：分割大的封国，把齐、赵、楚各自分割为若干小国，让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们，依次继承祖宗的土地，一直到分无可分为止。那些分割土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先建国，君位空置，等他再有子孙出生，再封给他。
“天子并不贪图他们的一寸土地、一个人民，一切还都是他们家族的。天子要的，只是政治安定。如此，就是一个婴儿坐在天子之位，也安然无事。就算是一个遗腹子，把先帝的衣冠挂在朝堂，天下也不会作乱。当时就能大治，后世称颂您的圣明。陛下是害怕什么，不肯这样做呢？
“如今天下之势，就像患了肿胀之症，腿肿得比腰粗，手指肿得像大腿，平常日子，已经不能正常屈伸，要是有一两个指头突然抽筋，全身都感到痛苦。如果今天还不下手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疾，那时候就算是扁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况且，这脚上的病，不仅是肿胀，还有脚掌外翻之症。楚元王之子刘郢客，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刘戊，是刘郢客的儿子。齐惠王刘肥之子刘襄，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则，是刘襄的儿子。陛下子孙可能没有想到分割土地以安天下，诸侯王却可能掌握大权而胁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仅是肿胀，而且还脚掌外翻，可痛苦者，就是指这个天下之大病。”
【华杉讲透】
贾谊远见卓识。我们学习历史，首先不是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如何力挽狂澜，而是要在历史中学习那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那些问题发生。中医说：“上医治未病。”就是这个道理。《孙子兵法》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提前预备，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都不懂得去有所作为，避免问题扩大。常常把那些力挽狂澜的人树为英雄，而那些提前避免问题发生的人，却没有奖赏激励。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人人都懂。但是，如果河堤溃坝了，跳下去堵缺口的人，一定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全国人民的英雄；反之，如果有一个护堤的人，是蚂蚁窝专家，他就能提前把蚂蚁窝都堵了，他负责的河段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
我们到底更需要哪种人呢？
现在我们知道“海因里希安全法则”，是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rbert William Heinrich)提出的300∶29∶1法则。这个法则意为：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
在汉文帝的治下，违章天天都有，而且是他纵容的。轻伤、故障、重伤、死亡也都已经出现了，再发展下去，就是倾覆天下，这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还是没能接受贾谊的建议，终于在景帝的时候，酿成七王之乱。作乱的头儿，就是贾谊已经指出的吴王刘濞。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终于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
我们要从中学到的教训，一是要养成把问题当问题看的眼光，能看到问题。不要“出事儿了”才是问题，没出事儿就不是问题。等到出事儿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第二，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想着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问题出现之前的流程制度进行复盘，如何改善，避免这问题再次出现。
第三，要激励那些避免问题出现的人，而不是只激励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只是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流程上避免问题，你不仅得不到奖励，而且不是合格的领导者。
刘邦是懂这个道理的。之前娄敬为什么封侯？因为刘邦派了十几拨人去探匈奴的虚实，回来的人都说匈奴很虚，可以打。只有娄敬说匈奴是装虚，不能打。刘邦没有听娄敬的，吃了亏回来之后，给娄敬封侯。娄敬并没有“功劳”啊，但刘邦却给了他封侯、赐姓刘这么大的奖赏。
从“推恩令”开始，中国逐渐不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所有儿子平分父亲传下的土地。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他说中国的继承制度比欧洲好。因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了全部土地，他就没有尽地力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游猎，养一大堆食客寄生虫，都不事生产，只是享乐。中国平分给儿子们呢，土地越分越小，每个人都要全力开垦耕种，所以中国富裕。
“如今啊，天下的事都搞颠倒了。天子，是天下之首，因为他居于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脚，因为他居于下位。但是，如今匈奴对汉朝侮慢侵掠，至为不敬，而汉朝呢，每年用金银财宝、布匹绸缎去供奉他。脚跑到头的上面去了，颠倒到如此地步，却没人能拿出办法来，这国家还有人才吗？这是我所说的让人流涕的事!
“如今不去攻击强敌，却去田猎野猪；不去搏杀敌寇，却去追逐野兔。醉心于细小的娱乐，却不为国家的大患早作准备；恩德可以施于远方，可是皇上的政令，几百里之外就不能执行。这是第二件流涕的事。
“如今，平民家里墙上能挂着皇帝的服饰，倡优下贱者能戴着皇后的首饰。皇上自己只穿着黑色的丝袍，而富人家里的墙壁都挂满锦绣。天子的皇后只不过在衣领上缝一条花边，而富人的小妾鞋上都绣着花，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如果一百个人的纺织，都不够一个人穿衣，要想让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如果只有一个人耕种，却有十个人要吃饭，要让天下人不挨饿，又怎么可能？人民饥寒交迫，要让他们不作奸犯科，又怎么可能？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事。
“商君放弃礼仪，抛弃仁德，只鼓励人们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家子弟，成年之后就分家出去，自立门户。贫穷人家呢，就卖身到富家为奴。把锄头、犁耙等农具借给自己父亲，还面有得色，自以为有恩于父亲；如果母亲没打招呼就拿了他家一个扫帚撮箕，马上就要站出来唠叨诘问。媳妇抱着孩子喂奶，竟然跟公公并排而坐；媳妇和姑姑相互不高兴，就反唇相讥。一般人不知孝义，只知道爱自己的儿女，贪利图财，和禽兽没什么两样。
“如今秦朝的遗风余俗，还有很多没有改正过来，不顾礼义廉耻之风，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可以说是每月每年都不同，每况愈下。人们只知道逐利，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根本就不考虑。如今更有甚者，就是要杀其父兄了。而大臣们只关注公文报告有没有交上来，开会有没有准时，以为那些是国家大事。对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则见怪不怪，全然不作任何考虑，连看都懒得看，听都懒得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向往道德，这不是一般俗吏能做的事。俗吏能做的，就是削削竹简，写写公文，整理整理装公文的筐子、箱子而已，而不知治国之大体。陛下自己也不以为忧，所以我私底下为陛下感到痛惜啊!为什么不现在就制定礼制，让君君、臣臣，上下有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才是立国的经制。这个经制奠定了，世世代代都有遵守的标准，能够长治久安，如果经制不定，就像要渡河却没有船桨，走到中流，遇到风波，船就一定会倾覆。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第二件事。”
【华杉讲透】
贾谊对秦国风俗的指责，不完全准确。商鞅对秦国移风易俗，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之前秦国人是全家睡在一条炕上，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并排睡，商鞅下令必须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睡。如果像贾谊说的，商鞅治下，媳妇和公公并排坐的话，那也已经比之前并排睡进步很多了。
但是，商鞅将秦国人全部导向功利，是秦国成功的原因，也是其败亡的根本。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精神集团，用礼仪凝聚，并以这种理想、这种精神、这种礼仪，凝聚为一个文明。如果只有功利，则上下相争，同归于尽。
我们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经营是一项感情的事业，有对社会的使命和大爱，才能凝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都是为利而来，就会走向像地下传销公司那样，你看那些内部培训会，不是讲礼仪，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魔鬼训练”，不断地突破人的廉耻底线，让每个人都走向不要脸，不要命，消灭羞耻心，消灭罪恶感，消灭同情心，消灭恻隐之心，消灭是非之心，不管别人的死活，甚至也不在乎自己能活到哪天，只有一个目的：赚钱!赚钱!赚钱!这就和禽兽没区别了。
对照现在的企业，公司有理想主义的公司和实用主义的公司。理想主义的公司能基业长青，实用主义的公司会发展成为禽兽公司。就像秦国是“虎狼之国”，那就是一家禽兽公司。还有一种，声称融合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司，其发展趋势必然会走向实用主义，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实用的。只有立志坚定，走向理想，才能不成为禽兽。如果声称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了，那是已经没有理想了，理想只是遮羞布了。
“夏、商、周三朝，都传了好几十代，秦朝则二世而亡。人性都相差不远，为什么三代之君仁道长久，而秦国之君暴虐短促呢？这原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王者，太子一生下来，就准备太牢为祭礼，有司斋戒冠冕，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虽在襁褓之中，经过宫门，一定下车以示尊敬；经过太庙，一定快速通过以示敬畏；所以从婴儿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了。到了孩提时代，稍有知识，就派三公、三少(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地位介于皇帝和宰相之间，是国家最尊贵的元老。少师、少傅、少保，地位相当于宰相或比宰相略低一级)，向他讲明孝仁礼义之道。驱逐邪恶小人，不让他看见恶人恶行。于是选拔天下端正、孝悌、博闻、有道、有术之士，作为他的辅卫羽翼，让他们在太子宫中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一生下来，所见、所闻、所行，都是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从小习染于正人，一起起居，长大就不能不正，这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不得不说齐国话一样。从小习染于不正之人，一起起居，长大就必然不正，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少年时代的成长，就是天性啊!习惯与智慧一起成长，常常为正人正事所切磋，就不会有可羞耻之事。教化与心智一起成熟，所以坦然中道，不偏不倚，中正就成了他的天性。所以三代的天下能够长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辅翼培养太子的制度。到了秦朝则不然，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狱政，教什么呢？教的都是斩首、割鼻子、夷灭三族之类。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他就要杀人。对他忠心进谏的，他说人家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他说人家妖言。在他的眼里，杀人就跟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性是恶人吗？非也!是因为他们教导他的，就不合天理。谚语说：‘前车倾覆，后车警戒!’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它的覆辙还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躲避，那汉朝这辆后车，也要倾覆了。天下之命运，悬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选配左右良臣。在他的心还没有泛滥的时候，就先施以教谕，则教化易成。引导他上正道，让他能够通达道术，开启智慧，认识义理的旨趣，那都是靠教育的力量。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欲也一样，等到他们长大，各自成了不同的习俗，找几个人转译，也不能沟通；让他们去做对方做的事，他们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化习染不一样。所以我说，为太子选左右，早教育，是当今的第一急务。如果教育得法，左右得人，则太子得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说，天子有善，得兆民赖以得利。这就是当下的时务啊!”
【华杉讲透】
建立万世基业，需要有两代创始人，一代是高祖，一代是太宗。高祖是以武功打天下，完成建国大业；太宗是以文治，建立礼制，平治天下。
刘邦庙号是高祖，文帝庙号为太宗，高，是功高；太，是创基立业。祖宗呢，胡三省注解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于高帝刘邦，德莫盛于文帝刘恒。到了唐朝以后，皇帝的庙号全都是‘宗’，玄宗、肃宗等，原来那个标准的含义就没了。”事实上，唐代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才真正符合这个定庙号的标准。
建功立业是两件事，往往需要两代人。为什么呢？第一代是白手起家，他的关注点只在建功，在进取，不择手段地进取，慌不择路地进取，放手一搏地进取。第二代呢，他的功勋不可能超过老爸了，他的使命是守成，是传承，传承就要立业，这和建功是两件工作。
建功立业，一代人的时间往往不够，建造一个伟大的建筑，比如天鹅堡，比如巴塞罗那五指教堂，一代人都不能完成，更何况是建立一个国家呢？
秦始皇到处建他的功德碑，自以为功高盖世，他确实功高盖世，而且不是盖一世，确实是盖了万世，因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到郡县体制，基本还是建立在秦制的基础上的。但是，秦始皇和李斯都不知道，建功立业，他们只完成了一半，只是建功，根本还没立业!所以秦朝之亡，不能简单地说亡于暴政，而是亡于没有立业，具体来讲，是贾谊说的亡于“子女教育”。假如二世是一位像汉文帝那样的仁厚慈爱之君，谁能说秦朝就不能像汉朝一样传四百年呢？
建功和立业是两件事，要时刻对照我们自己的工作，哪些是建功？哪些是立业？要建功，才能立业。但如果建功之后，还沉醉于建功，荒废了立业，就是不知取舍，舍本逐末，不能基业长青。
“凡人的智慧，能看见已经发生的已然，看不见将要发生的将然。礼，是防患于将然之前；法，是禁止于已然之后。所以，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价值难知。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恶行，古代君王以此治理国家，坚如磐石。法令的执行，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确定，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那有法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老说‘礼云、礼云’呢？那是重视在恶念未萌时，在细微的事情上就教导他，让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走向善，远离恶。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听讼断案，孔子的本事也不比别人强，但是，他志在兴教化而使天下和谐向善，没有恶行，没有纠纷，无须诉讼。作为天子，为天下考虑，要先定取舍，取舍定于内，则安危萌于外。秦王也想尊宗庙而安子孙，这个想法和商汤、武王是一样的。但是，商汤、武王广大其德行，天下传了六七百年。秦王治天下仅仅十几年，就遭致全败。不是别的原因，正是汤、武的取舍得当，而秦王取舍不当。天下，是超级大器，看人主把它安放在哪儿。如今人们安放一件器具，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要倾覆。天下大器，也和一般器物一样，在于天子把它安放在哪儿。汤、武将天下安放于仁、义、礼、乐，子孙传承数十代，这是全天下人都亲耳听闻的。秦王把天下放置于法令、刑罚，祸及己身，子孙诛绝，这是全天下人都亲眼所见的。这是非因果，不是都验证得太明显了吗？人们常说：‘听人进言，一定要用事实验证，这样言者才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仪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主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三朝的事情来验证呢!人主的尊贵，就像殿堂，大臣们呢，就像上堂的台阶，百姓则是地面。如果台阶有九级，高堂远离地面，则尊贵。如果台阶根本没有层级，接近地面，那地位就卑下。高者难以攀越，而低者容易欺凌，这是理所当然，形势如此。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序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爵、伯爵、子爵、男爵，然后有官师、小吏、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高高在上，所以天子之尊贵，无人可及。
“乡里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在陶瓷器皿边上，人们不敢动手，怕打坏了瓷器，更何况靠近人主的贵戚大臣呢？礼义廉耻，是用来治君子的，所以对大臣，可以赐他自杀，不可以加以诛戮或侮辱，所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等刑罚，都不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的地位，离主上不远。《礼记·曲礼》规定：不许人查看国君御马的牙齿，践踏御马饲料的，要处罚，这就是早早地、远远地就预防对君王的不敬。如今王、侯、三公之尊贵，就是天子见了他们，也改容致敬，他们就是古代君王所称呼的伯父、舅父啊，而一旦有罪，也跟平民一样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剃光头发的髡刑、砍断脚的刖刑、鞭打或棍打的笞刑、当众辱骂的?刑、斩首示众的弃市之刑，那岂不是天子的殿堂没有了台阶吗？被侮辱的人不是离天子太近了吗？他们如此没有尊严廉耻，却让他们掌握重权，他们不也像低层差役一样没有羞耻之心吗？望夷宫事变，赵高派人杀死胡亥，就是因为二世对皇族和贵戚大臣，毫无投鼠忌器的意识，一向重刑杀戮，所以秦国人也没有敬畏贵族乃至君上的心理，阎乐就敢当面逼皇上自杀。我听说啊，鞋子虽新，也不把它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破，也不用来垫鞋底。那社稷大臣，他曾经在尊贵恩宠的高位，天子见他也曾经改容而礼貌的，官吏人民曾经匍匐以敬畏他的，如今有过错，皇上罢黜他就可以了，把他免职就可以了，赐他自杀就可以了，罪大的，灭族也行。但是，如果将他捆绑起来，用绳子牵着，交给司法部门，罚做苦役，让司寇小吏去鞭笞辱骂他，着实是不应该让百姓看到的作为。如果卑贱者看惯了尊贵的大人一旦失势，我也可以这样鞭笞辱骂他，那就不是让尊者尊、贵者贵的教化了。古代的大臣，有因为贪腐而被废黜的，不说他贪污，而是说他‘簠簋不饰’，食器、祭器不整齐；对污秽淫乱，男女无别的，不说他污秽，说‘帷薄不修’；懦弱无能，不能胜任，不说他懦弱无能，说‘下官不职’。所以尊贵的大臣有罪，不呼喝着指斥他，而是迁就着为他遮盖掩饰。所以当大臣有小罪，要被责问的，听说君王要责问，就自己穿上白冠牦缨的丧服，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里，自己到请罪之室去请罪。皇上不会派人捆绑他牵引而去。其中有中罪被判流放的，听到判决，就自己毁了衣冠容貌威仪，前往放逐之所，也不用皇上用绳索套着他脖子牵着走。其中有大罪当死的，听到君命，就北面再拜，跪而自裁，皇上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按在地上斩首，只是告诉他：‘是你自己犯了罪，我对你仍然有礼节。’遇之有礼，则群臣自爱。培养人的廉耻之心，人们才会珍惜自己的节操。君上设廉耻、礼仪以对待他的大臣，而大臣不以节行报效其上的，那真不是人类了。所以教化成而风俗定，则为人臣者都只管行为的大是大非，而不管对自己有利无利。大臣们能守节伏义，就可以授给他权柄而不必加以控制，如果君王早逝，太子年幼，也可以托孤给他。这都是砥砺廉耻，施行礼义所致。陛下如果能这样做，又有什么损失呢？这样礼遇大臣的事不去做，而听任侮辱大臣的刑罚一直施行，这也是我所说的可以长叹息之事!”
贾谊说这件事，是因为绛侯周勃被逮捕下狱，之后又判无罪，所以借周勃之事，向皇上进谏。皇上深深地接纳他的意见，培养大臣的节操，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自杀，不再受刑。
【胡三省曰】
相传西汉大臣有罪，都不向司法部门申冤辩护，很多人都是受到指控就自杀。但是，到狱政部门受审受刑的也不少。史书说“都自杀”，也是大概而言吧。
【高忠宪公曰】
辱大臣，是辱国也。
【华杉讲透】
这就是“刑不上士大夫”的理念。刑不上士大夫，不是说你犯了罪也没事，而是说像你这样高地位的体面人，就不要去司法部门受辱了，应该自己了断!
文帝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 冬，十月，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二千石以上官吏，不得擅自加以征召逮捕。
【胡三省曰】
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儿子继续为列侯的，称太夫人，如果儿子没有能继承侯爵之位，则不得称太夫人。
2 夏，四月，大赦天下。
3 六月二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门阙上用于瞭望的阁楼)发生火灾。
4 民间有歌谣怀念淮南王的，唱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皇上听到后，非常不安。
文帝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 夏，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接着就要给他们封王，上书进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呢？陛下已经赦免他的死刑，只是流放。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谁会认为他死得冤枉呢？如今尊奉罪人之子，那反而是向天下显示淮南王无罪，是陛下害死他了。这些儿子，一旦长大，难道会忘记他们的父仇吗？当初白公胜为父报仇，他报仇的对象，是自己的祖父跟叔父。白公胜作乱，不是为了争夺王位，就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怨恨，亲手报仇，同归于尽。淮南地方虽小，当初英布也曾以之为基地反叛过。汉朝能生存下来，不过是一种幸运。授予仇人之子足以危及国家的资源，这不是合适的决策。给他人民，让他积累财富，就算没有伍子胥、白公胜那样的反叛报仇，也可能有专诸、荆轲那样的刺客起于朝堂，这是借军队给盗贼，添翅膀给猛虎啊!希望陛下谨慎!”
皇上不听。
【胡三省曰】
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太子建得罪于平王，出奔流亡，死在郑国。白公胜又流亡到吴国。后来，随伍子胥率吴军攻下楚都郢城，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这是白公胜的祖父，又杀子西、子期，是他的叔父。
专诸，刺杀吴王僚。荆轲，行刺秦王。
2 有长星在东方天际出现。
【柏杨曰】
长星有一条尾巴，像彗星，但不是彗星。天上长星出现，预示将有战乱。
文帝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 春，大旱。
文帝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 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皇上不忍心诛杀他，就派公卿去陪他饮酒，希望他自己了断。薄昭不肯自杀。皇上便再派群臣穿着丧服去他家痛哭吊丧，于是薄昭自杀。
【司马光曰】
唐朝宰相李德裕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案子是断得明的，但是在道义上说，并不妥当。当初秦康公送别晋文公，因为晋文公是他的舅舅，还有见舅如见母的亲近感。况且太后还活着，就薄昭这么一个弟弟，文帝的亲舅舅，如此断然处置，怎么能安慰母亲的心呢？”
不过，我认为法律是天下的公器，执法者应该亲疏如一，无所不行，才没有人敢依仗他的权势就犯法乱纪。薄昭虽然被称为长者，但文帝不早先给他安排贤德师父，又让他掌握兵权，以至于骄纵犯上，竟敢杀死皇上的使臣，他不就是有恃无恐吗？如果犯了这样的大罪，还赦免他，那跟汉成帝、汉哀帝的世道还有什么区别？魏文帝曹丕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是把杀薄昭这件事除外，他说：“舅父是皇后的家族，应该养育以恩，而不应该授予他们权力，否则，等到他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处置他。”这句话，批评文帝不能防患于未然，算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因此，要想宽慰太后的心，还是要一开始就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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