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朱家门里的两个小姐都算是订了婚。
她们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分头做着各自的事，又会天天抬眉看一眼对方在做什么。
大小姐到平桥路虞洽卿路口的“冯秋萍女子服饰训练班”报了名，又每月一次到“新世界”听金陵女子大学校友的家政知识讲座。她也曾要妹妹陪她去，但妹妹笑着摇摇头。妹妹通过海姐的介绍，到冠生园设在郊区七宝的一个种植场去见习，每次回来脸上都是晒得红扑扑的。
朱承海先生坐在餐桌的上方，喝着酒。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他的左右两侧，应该是两个女儿的位置，但她们都还没有回来。朱先生看了妻子一眼，说：“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巨富，一个嫁给赤贫。这可不是我的故意。”
“还好，是阿凤到富家，阿秀到穷家。要是倒一倒，阿秀哪能抗得住富家，阿凤哪里熬得住穷家？”妻子说。她所说的阿凤，是大小姐的小名；阿秀，是二小姐的小名。
“这是命。”朱先生说。
“说来说去我还是不放心阿秀。结婚后在乡下安家，志敬在上海，只有一个婆婆陪着。要是和婆婆脾气不合怎么办？想来想去，索性我也到乡下去吧，有个照应。”妻子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朱先生说，“我也一起回去？”
妻子没有吱声。
这次餐桌闲聊，几个月后，渐渐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行动。朱先生夫妇在一件件地变卖家产，最后，连房产中介都上门了。
大小姐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妹妹，寻思着今后嫁入王家后一定要尽力接济。但是，当她真的看到父母亲都要陪着妹妹住到乡下去时，立即产生了惶恐。
那天，大小姐终于爆发了。
也还是在餐桌上，她听到父母亲又在谈回乡的一些具体事项，便放下筷子哭了起来。
她边哭边说：“嫁给王家也不是我定的，你们全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在上海？我不嫁了！我不嫁了！”
二小姐也哭了。姐妹的哭是最容易传染的，何况二小姐马上明白这事与自己有关。
朱先生夫妇不知道怎么来劝慰自己的这两个女儿。朱夫人跟着擦起了眼泪。她这一擦，两个女儿哭得更厉害了。
朱承海先生在三个女人的哭声中两眼发直。
他又喝了半杯茶，把脸转向大女儿，说：“阿凤，不是丢下你。是我实在没钱了，在上海过不下去。到了乡下，什么都便宜，好过一点。”
大小姐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父亲对自己讲那么坦诚的话，便把哭声收住了，抽抽噎噎的。朱先生还在说下去：“我和你母亲在乡下，还指望你寄点钱回去呢。你不嫁，跟着我们，大家吃什么？”
大小姐说：“我如果熬不住，一定逃婚，逃到乡下来！”
二小姐破涕为笑，说：“如果你逃婚，王家少爷还不跟着你私奔？”
“那就把财产偷出来私奔。”大小姐也笑了。
余家委托媒人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去与朱家商量结婚的日期。两位媒人很快就带来了回音：朱家二小姐说，长幼有序，只有在姐姐结婚半年后她才能结婚。
那天余家正好全家都在，大家听了一起点头，觉得二小姐说得有理。志杏突然站起来说：“那我也在哥哥结婚后半年结婚吧！”她强装大方，却还是红了脸。
原来她与一个“革命同志”的关系，早在一系列生死考验中成熟。他们的结婚方式，也会非常简单，甚至连是不是请客吃饭也说不定。
志士也站起来了，大声说：“那我，我也在姐姐结婚半年后结婚吧，可惜还没有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