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
我没有留在村里做会计，也没有去学放电影。爸爸决定，还是要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从农村搬一个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烦难的，是我考中学的问题。
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明年与益生一起考中学。我会仔细打听，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益生哥虽然比我大，却是按照上海规定的年龄上学的，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爸爸不太赞成让我先补习一年的做法，但又没有把握，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做一个判断。如果今年有希望考，那就要他对我做一些临时的辅导。
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一见面，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几乎本能地朝《红楼梦》研究的书架走去，但只瞭了一眼就说“我都有了”，便离开，到隔壁柜台，问公元八世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帖。他弓下身来在我耳边轻轻说，在所有中国古代文人中，他对这位书法家的品格最敬重。
一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一下叔叔，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是叶家的藏品。”
叶家？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姓叶的，是哪一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通用常识随口吐出，可见这座城市是有一些惊人家族的，能把千家万户都罩住了。
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此时此地也没有勇气去追问是哪个叶家。这就是上海。
叔叔出高价买下了那个帖子，颜真卿的《祭侄帖》。然后，他又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还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问了不少。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
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把陈妈、吴阿姨、海姐这些老姐妹都叫来了，说的全是老话，一会儿擦泪一会儿笑。
海姐告诉祖母，姨妈为了一门心思把益生哥培养成人，不考虑再嫁。但她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只得瞒着亲戚朋友，通过失业者服务公司的介绍，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场的营业员。而且她自己要求，专做拂晓时分的早市。那是菜场最辛苦的时段，但对她来说，却可以躲开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还是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在德大西菜馆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复兴公园的梧桐树下牵着益生哥散步。
她一个人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天重复着艰难的扮演，非常劳累。
只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全都看到了。他先是在复兴公园的林荫道上被姨妈的美丽所震动，后来几天他从种种迹象判断这个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丈夫，就开始盯梢和打听。他会起一个大早，在人声鼎沸、灯光幽暗的菜场里排着队向一位包着头巾的女营业员买菜，但那个营业员的眼睛从来没有抬起来看过任何一位顾客。当天晚上，他会坐在一张斜对面的西餐桌上偷看一位高雅女子在烛光下与自己的儿子轻声讲话。终于有一天，在公园的一把长椅上，他跟她开始了愉快的交谈。
但是，交往几个月后他还是被彻底拒绝了，由于他对孩子冷淡。任他再怎么保证，都毫无用处。
祖母说着这事，叹了一口气说：“今后要是益生对他母亲冷淡，我会亲自教训他。”
叔叔显然还掉在杨先生的故事里，笑着说：“在上海，像杨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可多得。这样拒绝，可惜了。”
这一来，话题转到了叔叔自己身上。祖母说：“现在你也可以在上海找一个对象了。”
叔叔说：“我已经习惯了安徽。到上海来就是看看母亲和全家，再买点书，看几部外国电影。完了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