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生哥一路上东问西问，什么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样一一回答着。终于见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头看了又看，眼中有点害怕，却不讲话。我带着他走过杨家岙的东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进了山岙。这时，他更是慌张了，但慌张得满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休息一会儿。
益生哥坐下后抬头看到了上林湖，立即惊恐地左顾右盼，然后“嗬”了一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地方，我梦里到过。”
“那梦有点怕人。”他说，“也是这样一个山岙，那边也有一角湖，先听到哗哗的水声，有一匹石马从湖水里冒出来了，上面站着一个石头将军，很奇怪，不是骑着，而是站着。石马一出水面，不动，突然一抖，那个石头将军就掉到湖里去了。石头将军一掉下来，石马就变成了活马，朝我飞奔过来。那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没有回答，它转眼就不见了。”
益生哥讲得我毛骨悚然。一阵风吹过来，我们俩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领着益生哥赶紧下山。
姨妈与祖母谈完话出来，抬头看了看偏西的太阳，就对妈妈说：“时间还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学校去看看吧。”
看学校？妈妈看着姨妈的脸，突然明白了姐姐这次到乡下来的意图。难道，她也可能带着儿子回乡来住？
姨妈看到我小学的陋屋歪墙时大吃一惊。她回头盯着妈妈的眼睛问了两次：“怎么，这就是小学？”
妈妈不知该不该把姨妈领进校门。幸好，校门里正好走出一个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声地与妈妈打招呼。
妈妈告诉姨妈，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师。
姨妈细细地打量着小何老师，问：“这么年轻就做了老师，中学刚毕业吧？”
小何老师笑了：“我的小学文凭才刚刚拿到。”
姨妈紧张地看了妈妈一眼。
她已经没有多大兴趣看小学了，妈妈领着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妈对妈妈说：“看来，你只能在秋雨做家庭作业时多加辅导了。”
“没有家庭作业。”妈妈说，“农民家节省，晚上舍不得点灯，老师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么？”姨妈问。
“他可忙呢，”妈妈笑着说，“帮全村农民写信、读信、记工分，还要挤出时间到野地里玩。”
“你真想得开。”姨妈说。
姨妈在乡下只住了三天，就带着益生哥回了上海。
刚送走姨妈，妈妈就拿过我的书包，取出几个课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后看着我发呆。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也不避我，对祖母说：“我知道在乡下上学没法和上海比，却没想到姐姐看到小学房子和小何老师的时候，那么害怕。被她这么一弄，我也有点害怕了。”
祖母说：“我老头走之前，提起小孩读书的事。后来抗日战争这么多年，我看来看去，大奸大恶都是读书人。到底，还是做人要紧。”
妈妈说：“要不，夜里不叫他写信、记工分了？”
祖母说：“这么小年纪天天帮别人做事，是在修菩萨道。顶多，以后不考中学了，在村里做会计，也可以去教小学。”
我连忙抢着说：“我决定了，长大了放电影。”
“放电影？”妈妈笑着问。
“对，一辈子放黄梅戏电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说。
爸爸、妈妈结婚十年纪念照（一九五五年）。他们都很平凡，但因刚毅和娴淑，组成了一种堂堂正气。
我九岁（一九五六年），当时还在家乡，次年到上海读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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