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艺术的眼光与冷峻的军事眼光和历史眼光有很大的区别，它必须包含道德的温煦、人世的常情。军事眼光和历史眼光则不能象艺术眼光那样缠绵悱恻、寡于决断。让孙武杀宫女的史实，留给军事史家们去肯定吧。他们的肯定和艺术家的保留可以并存于世，而且都可能是合理的：本来就应该有两种眼光。
对于那些总体道德观念很明确并为之实践的军事家来说，两种眼光能够归依同一方向，但视角仍然不同。当一场鏖战刚刚结束，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松下一口气来，准备吟诗的时候，他的视角就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转移。刚才钢铁般强硬的心会变得柔软起来，他甚至会怜惜在炮火中震落了花瓣的野花，会惊叹在硝烟中依然飞翔的小鸟，他会对着敌兵的尸体凝视良久，想象这位兵士的妻子老母，从而对战争的发动者激起更深沉的道德谴责。无论如何，这种眼光与他斩钉截铁地指挥冲杀时的满目怒火颇有差别。
历史学家在记述和评论历史事件时，更多地考虑这一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的宏观意义，而较少顾及具体的道德评判。他们的道德观念，大多是以总体方式通贯着漫长而辽阔的历史，考察着各个事件和团体对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功过。他们有时也会动用诸如“背信弃义”这样道德评判色彩颇浓的词汇，但一般也是就宽阔的政治、军事盟约意义上而言的。他们很少注视到世态常情范畴内的具体道德是非。事实上，过多地作这种注视，确实也会影响他们高远的裁断、凛然的结论。他们的目光，不得不省略掉宏大历史进程中象润滑剂一般琐小的恩仇怨德、友朋背弃、骨肉离合。但是，这一些，恰恰正是艺术目光投注的焦点。即便是极具历史总体感受的艺术家，也只能通过这些看似琐小的道德纠葛来反射宏伟的历史魂魄。例如，对于昭君出塞这样的事件，历史学家与艺术家的眼光总是有明显差异的。历史学家可对它作出民族关系、和战关系上的评判，而艺术家则不能不深情地注视这位背井离乡的汉族姑娘面对茫茫草原时的心情与眼神。因此，历史学家、乃至政治家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大多要通达得多，而艺术家则总也不能全然排除其间的三分忧郁、一抹伤感。至少，他们会关心这一事件的总体历史意义与具体道德色泽之间的某些牴牾。历史学家的铁笔写下了不可动摇的字眼，指出昭君出塞之举结束了多少年的战乱，换取了多少年的和平，而艺术家则会一次次地想到王昭君在单于死后按照匈奴习俗成了原先儿子的妻子这样一种不容易为汉族伦理观念接受的遭遇。很难叫艺术家不作这种考虑，他们一踏进艺术的门槛，眼光里就不能不包含着活生生的道德品味。这种品味使他们苦恼、哀愁，甚至自作多情、代人受累，但是，直至他们把艺术作品创造出来，他们也不能把这种品味完全丢弃。也许是咽下了，却不会唾之于地。
社会道德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作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多方位展开包含着巨大的复杂性。在空间方位上，如前所述，存在着总体社会潮流的宏观道德评判与具体行为规范的微观道德评判之间的差别和关联；在时间方位上，存在着历史道德面貌和现实道德需求之间的差别和关联。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道德评判眼光应该有全方位的包容和沉淀，但也应该有职业性的侧重。他的眼光与军事家、历史学家和其他职业家的眼光的区别，便在这种侧重中。简单说来，艺术家的道德评判眼光，立足微观
，以折射宏观
；立足现实
，以选择历史
。
所谓“立足微观，以折射宏观”，是指艺术家习惯于从每个人具体的行为品质上来决定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好恶。毫无疑问，个人的具体行为品质是与他对社会历史潮流的皈附密不可分的，艺术家的爱憎好恶也必然有深厚的背景性依据，但艺术家感兴趣的是具体体现。只有具体体现，才能使社会历史的总体潮流获得个体生命；只有具体体现，才能使广大读者和观众轻易地领受艺术家的道德归向，作出切实的审美反响。宏观的社会历史裁断，大多是高屋建瓴和抽象的，而艺术所需要的道德形态，是具体可感的世俗常情。深刻的艺术家，则努力把宏观的社会历史评判溶解在感性常情之中。但丁、歌德、雨果、惠特曼、汤显祖、徐渭都曾出色地这样做过。一般说来，在艺术中，以感性常情的方式出现的道德，越能溶解宏观的社会历史评判就越好；反之，宏观的社会历史评判却很难以违逆感性常情的方式出现在艺术之中。这便是艺术在这对关系上的侧重点和立足点。欧洲文艺史上不止一位理论家指出过：艺术作品中善良人物对于邪恶人物的惩治，即便在总体理由上是完全正义和正当的，也不能过于淋漓尽致地呈示惩治方式。艺术眼光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种固执的即时同情
，一个曾使百十个家庭妻离子散的恶人，一旦被十分具体地呈示出他自己所面临的骨肉涂炭的惨境，即使是被人合理报复的结果，也会引得观众些许同情。因此，艺术家固守的，是具体感性的道德形态的块面，再多的包容，也不能放弃这个固守。
所谓“立足现实，以选择历史”，是指艺术家遇到道德的历史面貌和现实需要矛盾时，应以现实需要为筛选标准。对于一个早就过去了的人物或事件，当代艺术家用艺术眼光来审察的时候，既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强求，也不能丢失今天的道德标准；既要照顾此人此事所处的时代判别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又不能以当时的这种标准来取代今天的艺术家的自身评判。这两方面很是矛盾，艺术家在具体处置时可能会遇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古代的道德形态与现代基本一致，如勤以养俭、乐于助人等等，这种评判比较简捷便易；第二种情况是某种古代的道德形态虽已大量地丧失了它原本的社会价值，但还能在今天社会里找到它的颇为近似的对应物，以这种对应物为传导，当代读者和观众能够比较亲近地理解和体会那种古代道德形态，例如忠、孝、信、义等道德范畴都不难找到颇为近似的现代对应物。伦理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会细细分辨古今范畴的异同，艺术家对此却一般不作太严格的讲究，因为他们拥有一个能够自然起到过渡、调整作用的接受者群体。被现代读者和观念乐意接受的古代道德形态，实质上已通过了现代筛选和现代光照；第三种情况是某些古代道德形态已基本朽逝，今天艺术家的道德评判必须包含着对它们的严肃否定和审裁，并借以来显现自己应该担负的道德责任。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道德形态如盲目愚忠、弑亲事君、割股疗疾、夫死尽节之类，都是如此。现代的道德评判，首先就是在否定这些极不道德的作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现代艺术家对它们感兴趣，一般是为了让它们来反衬今天的正常道德。以上三种情况，都体现了现实道德需要的主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会有一些艺术家鲁莽地将今天的道德规范强加给古人而造成某种幼稚的错误，但是，更严重的倾向，还是面对着历史上客观的道德形态不知所措，不敢立足今天作出合适的处置。在道德评判的问题上自动撤退，很容易成为封建旧道德的不自觉的传播者。
一般说来，艺术家比常人更富于道德责任感，在爱憎上更敏感、更强烈，而他们进行道德裁定的标准，却是最具体、最广泛、最具有现实色泽的常情常理。这种对常情常理作出超乎常人的发现
的功能，正是艺术眼光的一大素质。
艺术家的眼光，从对真实情况的发现进入到对道德是非的发现，似乎已经完满地包容了主客两方的遇合，该垂下眼帘、埋首创作了吧？许多艺术家也正是这样想的。其实，对于有较高追求的艺术家来说，这还太浅显。对于更宏大、更复杂的生活现象来说，这还太局囿。总之，到此为止，对作品意蕴的开掘还十分有限。因此，艺术的眼光还须升腾和伸发，还须向上旋转一个罗旋
。由真实情况归向于道德是非，还须在新的高度上再回向真实情况，当然，那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面貌了，我们称之为对社会必然性的发现。
对社会必然性的发现
道德评判眼光，是艺术家依照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抑恶扬善的精神动力对客观真实情况所作出的把握。但是，有一些更为深刻的客观真实情况，并不能用道德评判的眼光完全把握得了。把握不了却硬要去把握，结果必然造成客观情况的扭曲，同时也会把道德评判的标准胀成畸形。因此，艺术眼光到了这个层次上又得留出一个部位，来吸纳超乎具体道德规范之外的宏大而苍茫的社会命题。社会的客观真实，曾经因引入了艺术家的道德评判暖流而变得有价值，至此，它又得挣脱和扬弃道德评判的狭小框范，来呈示更大的价值了。这是难免的，世界就是这样，它不断被人造的标尺度量，又不断地衍伸到这种标尺之外。艺术，既然要拥抱整个世界，就不能不忠实地承认标尺外的世界。对标尺外的世界的承认，也许可以对标尺作出改造，而这实际上也是对人的改造。人和世界，便是如此互相改造着。哪一个艺术家倘使坚信自己手中的道德标尺已足以衡量整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他的深刻的往还关系也已了结，他已成为某种道德标准的肉体化呈现，而不再是一个沉淀着活的道德标准的世界中人。这样，他就既无法表现世界，也无法表现人。他失去了艺术的眼光，失去了艺术家的秉赋。
孩子们看电影的时候喜欢不断地问父母亲：“这是好人坏人？”区分好人坏人，这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道德评判方式。但是被问的父母亲常常作难：电影中，特别是优秀电影中的人和事，有许多不能用截然分明的好坏界线来划分。生活中，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不能简单划分好坏的那些部位，并不是艺术家掉以轻心的琐屑所在，恰恰相反，倒常常是极具魅力的重要部位。生活中也是这样，许多难以解析的现象大多蕴藏着生活和世界的奥秘，体现着社会的必然性。
《红楼梦》中作为贾府最高统治者的贾母破坏了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关系，我们就不能用简单的道德评判眼光来裁断她的作为。相比之下，王熙凤在道德领域里可指责的地方更多。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起决定作用的是贾母，但贾母并非是一位执意要把青年恋人推入苦海的恶人。贾母真爱贾宝玉，她疼爱林黛玉也不是虚情假意。她很宽容，甚至很开通。她没有必要两面三刀、想法子整人。但是，她出于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考虑，出于种种溶化在她人格中的自然选择，她只能让贾宝玉和林黛玉分开。于是，这个恋爱悲剧也就包含了更深厚的社会必然性。如果贾母只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恶的意向，拆散了宝、黛，那人们就会为这对恋人惋惜，惋惜他们不幸遇上了一个恶老太。恶老太毕竟不是处处有、时时在的，因而这种不幸带着显而易见的偶然性。这种不幸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可以激起读者的无限愤怒和怜悯，但静心一想，这毕竟是一种可能避免的不幸。《红楼梦》到底功力非凡，它提供了一个时时真诚地呼唤着心啊肉啊的慈祥老太太，她一心要给儿孙们创造幸福，但又无可置疑地作出了她的自然选择。这样，人们就不必怜惜宝、黛所遇上的偶然性不幸了，与他们过不去的，只是一种宏大无比的社会必然性，连祖母的脉脉温情也抗逆不了。读其他各种描写旧时代恋爱悲剧的作品，人们常常会遐想恋爱主人公在遭遇上的其他多种可能，但读《红楼梦》则不会，一切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正因为体现在文艺作品中的道德形态是具体可感的，因而它也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从容地阐释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许多超乎具体人心的社会现象。道德裁判，可以处决民间戏曲《秦香莲》中的陈世美，却难于处置高则诚所写的《琵琶记》中的蔡伯喈。陈世美彻彻底底地违背了做丈夫、做父亲、以至做人的起码道德，成了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负心汉”的典型，而蔡伯喈却并非如此。表面上他也背弃了妻子父母，但剧作者却为他安排了一系列理由。不管作者的初衷如何，作品在客观上表述了一种更为宏阔的意向：如此广泛存在的家庭悲剧，不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负心所能完全承担得了的。《秦香莲》中的悲剧，陈世美不负心就能避免；《琵琶记》中的悲剧，蔡伯喈不负心也不能避免。道德评判有着永久的价值，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嘲笑《秦香莲》浅陋；但是，道德评判既然也有天然的局限，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琵琶记》包含着对社会的更深的开掘，尽管作者的创作意图是瑕瑜互杂的。不同层次的艺术作品，不应以同一种眼光来对待。
对于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不少读者喜欢追究他的道德责任。“高加林是好人还是坏人？”成了使他们困惑的难题。其实，这部并不太成熟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震动，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这种深刻的困惑，因为这种困惑可以把人们从简单的道德归附中引开，去寻求某种社会必然性。而这部作品不太成熟的地方，恰恰也在于作者在作这种追求时还不够放达，留存了太多能够引诱读者陷入简单道德评判的因素。
在开发一块榛莽之地的时候，许多创业者会洒下他们的鲜血，付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有可能是某个工头、某个恶人造成的，但更有可能是开发事业本身的艰难性所致。这种艰难性未必仅仅是来自自然界。艰难，能激发起人们的某种对抗性素质，而艰难之后的胜利，也能激发起人们的某种对抗性素质。这种与开发事业本身相伴随的必然性冲撞，一旦能够反衬人际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千古节律，便能成为一种深切的艺术意蕴出现在作品之中。但是，我们不少艺术家却总想简便地把开发事业中的种种牺牲全都归罪于某个工头和某个恶人。他们天真地设想，如果上天没有为人类的历史投放一串恶人，人类早已进入理想王国。这种设想，便是对客观必然性的漠视。艺术家如果一心扎在善恶两面的选择之中而无暇他顾，就会或多或少地离异人类前进的必然路途，造成艺术作品的浅薄和虚假。
有一幅比较粗疏的业余绘画，可以引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考。绘画表现的是万山丛中修成一条铁路后的通车典礼。画家把热闹的欢庆场面推成远景，而近景，则是一座大山背后，一队筑路工人正脱下帽子在给一排坟墓告别。他们把战友留在这里，立即要启程走向新的山岭。绘画的标题是《远山在呼唤》，正表明了这种行动意向。他们一次次地把战友和铁路一起留下，又一次次地上路，向远山挺进。我们不妨把筑路工人的这种悲壮路程，看作人类整体的历程。如果艺术家们急切地寻找造成那些筑路工人牺牲的“冤头”，布置几场在屑小情感领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而忘却了这一历程本身的严峻性，实在可惜。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面对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人生最大的壮美也在于面对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挣脱了种种萎小的情感格局，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相接通，于是呈现出恢宏的气度，迸发着喤喤音响。
对道德评判的超越，更多地出现在变革时期。在那样的时期，旧的道德体系已不再成为一个坚实自足的价值系统，由这个道德体系引申出来的行动规范和思想习惯受到了无情的挑战，人们急切地希望从客观实在中寻求新的价值标准来筛选以往的道德标准。因此，在那样的时期，表达着人们意愿的艺术家总是更多地求诸社会现实，求诸客观必然，并且特别留心它们与以往的道德标准相离逸的地方，留心它们所能证明的以往的道德标准的局限性。作品的内容，似乎对道德意义啸傲不顾，只是固执地表述着生活的客观逻辑。于是，一群在品德上无可厚非之人，竟然组合成了一个可怕的悲剧；倒过来，处处不避邪恶的行止，却构建成了一个前进的流向。在宏阔严峻的客观必然性面前，“天若有情天亦老”；在无可阻遏的社会潮流之中，“你别无选择”。在这种看起来既无情感、又缺少道德规范的天地中，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正在渐渐成型。一种新道德，不是直接产生于已有道德的自我演进，而是以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必然性为背景进行社会价值重新评估的结果。因此，即使要重新获得道德评判的眼光，也以具备发现社会必然性的眼光为前提。
一种能够贯通社会发展、包容着宏大的客观必然性的道德标准，实质上也就是人们世世代代都在追求和趋近的人生理想标准，或者说人生价值标准。
对人生价值的发现
至此，艺术家的目光又从客观世界回归到了人，只不过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回归。或者说，艺术家的目光第二次超越了客观，不仅超越了一般客观情况，而且也超越了客观必然，专注地投射到了人生的课题之上。不是人的观念，人的道德，而是人本体，而是**裸的人生。超越了、因此也包容了客观情况、道德是非、社会必然的人生，才是艺术追求的极致。
且让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这一层次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位二十几岁的美国姑娘长得很漂亮，因此到处都能遇到温和的笑脸，受到热情的接待。她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这种社会待遇将会渐渐降低，但究竟会降低到什么程度呢？她好奇，急于想知道。于是，她使用化装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颤颤巍巍地行走在街市上、出现在商店里、跻身于各种公共场所，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丑陋、冷漠、黑暗了。迎接她的，永远是粗暴、厌恶、不耐烦。甚至，她走进药店和医院——这是一个多么需要医药的年龄啊，她遇到的也是生硬和冷淡。
她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具体对比了：今天，老太太的打扮；明天，恢复二十余岁的原形。两天都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商店找同一位营业员买同一种药。对比无疑是十分具有喜剧性，又十分让人悲愤的。有一次，她以八十几岁的打扮，恶作剧地去参加一个“老人问题讨论会”，结果，轻薄的接待员只顾在与会的青年人中周旋，独独不睬这位唯一的老人——讨论会主题的体现者。
她实在郁闷难抒，走出人群，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下来透透空气。长椅上，已经坐着一位真有八十多岁了的老大爷。交谈几句，知道他也是被社会驱逐的一个。似乎凡是老人，都被社会驱逐得无处逃遁。老大爷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有听见过这种温煦的问话了，他在可怖的寂寞中领受了这一点小小的慰藉。他似乎动情了，开始探询，能不能与这位老太太结为晚年的伴侣，相濡以沫。
姑娘立即发觉大事不好。她怕纠缠过久，真会伤害了老人的心，便匆匆借故离开。不远，是海滨沙滩，她漫无目的地走去，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而是为了躲避这一切。
突然，一片清脆的喧闹声朝她扑来。一大群孩子正在沙滩上嬉戏，他们发觉了这位“老太太”，一齐向她奔跑而来，高声地叫喊着：“老奶奶！老奶奶！”他们簇拥着她，拉着她的手，叽叽喳喳，万分亲热。一定要与她玩个够。
姑娘流泪了。年轻人的眼泪，流淌在苍老的假面上，流淌在孩子们的喧闹中。
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艺术家不同的眼光能让它发射出不同的光采。如果以发现真实情况
的眼光去看，那末，这个题材可以让我们凭借着姑娘化装了的身体，去感受那个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从而发现老年人的真正处境，无情地揭穿了人们对于老年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遐想和宣传。老年人的真实情况，也从一角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如果以发现道德是非
的眼光去看，那末，药店的营业员、老人问题讨论会上的接待员，都将受到鞭笞，也许，那位坐在街心花园长椅上的老人的儿孙，也会受到责难。姑娘隔天换一次装的近距离对比，将使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不义之人丑态百出。让他们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也就是让他们出现在道德观念的烛照之下，引导观众在对他们的嘲笑中重新唤起道德意识。如果再进一步，以发现社会必然性
的眼光去看，那末，事情就会变得冷然超然一点。艺术家将会认为这种故事的发生乃是这个社会的必然，岂止如此，他们甚至会认为这里包含着人世的必然。用这种眼光去看，营业员和接待员对老人的冷漠不仅不必承受道德上的谴责，而且简直是正常现象。这样，这种眼光就滤去的情感的浓液，会冷静地揭示老年人确实所沾有的令人厌烦的生理心理特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原谅人们对他们的态度。面对着一系列无可奈何的必然性，无可选择性，这种眼光会引起人们的喟然长叹。它不主张社会“很道德”地重新围着老人们转，而会平静地指出，街心花园也许正是老人们最佳的去处，寂寞无聊也许正是老年生活所不能没有的内容。道德是非的眼光会指责这种眼光冷漠无情，而这种眼光则会嘲笑道德是非的眼光无济于事、过于激动。
于是出现了更高的眼光——人生价值眼光。在这种眼光看来，某些人在行动态度上的“不道德”意义不大，这与发现社会必然性的眼光相类似；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事情全都归之于社会必然性而失却人类的追求，这又与发现道德是非的眼光有近似之处。但是，它与这两者都不相同。它会特别寄情于海滨孩子们奔向老人时发出的清脆的欢呼声。它的注视是宏观的，它甚至还会包含着思考。它会发现：人，一切人，都会有海滨孩子这样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也都会迎来街心花园长椅上的苍老年月。就连那些态度恶劣的药店营业员、会议接待员不也是这样吗？但他们既没有前瞻，也没有后顾，既没有把纯真留住，也没有将晚景体察。这种眼光，不再把老人、中年营业员、小孩看成分散的各色人等，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人生的不同阶段
，连贯起来一并予以考虑。这种考虑会导致对价值的发现，例如在这个故事里就会看到，人生的可贵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孩子的天真里，因此，对世俗的人生价值观念，即受到名利地位大量污染的人生价值观念，作出了否定。毫无疑问，这比道德批判的层次要高得多了，比仅仅揭示客观真实和客观必然性要积极得多了。
我们已经说过，艺术，不能以真为归结，也不能以善为归结；只有在人生价值的评判上，它才能获得美的真正的内涵。人们在厌弃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之后，曾热情地呼吁过真实性，以为艺术的要旨就是真实；当真实所展示的画面过于狞厉露骨、冷酷阴森，人们又呼吁过道德的光亮，以为抑恶扬善才是艺术的目的。其实，这两方面的理解都太局限了。高超的艺术，必须超越对真实的追索（让科学沉浸在那里吧），也必须超越对善恶的裁定（让伦理学和法学去完成这个任务吧），而达到足以鸟瞰和包容两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心命题就是人生价值问题。
在创作过程中，许多艺术家常常在尚未抵达人生价值的层次时就停步安驻，而出色的艺术家则能拾级而上，在处置各种题材时都能把目光投向那个连通众生的高度。这种目光是那样特殊，那样富有魅力，使艺术家在对生活的整体见识上明显地有别于旁人。这种目光，自然而然地与艺术家的人生格调相连，既是人格的外射和流泻，又反过来凝铸和丰富了人格。人们所仰慕的艺术家的高旷超迈的胸襟，洒落自在的情趣，即与这种目光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有了这种目光，世界上的一切角落、一切题材、一切面目，都能焕发出艺术的光采。琐屑将不再琐屑，污浊将不再污浊，伤残也将鸣起通向健全的音响，邪恶也将发挥出反衬美好人生的魔力。
我国当代青年作家史铁生的一个艺术构想，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谈到，自身的残疾，使他决定以残疾人的遭遇和内心世界作为今后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想写一群残疾人从出生到长大、到老死的整个客观历程和内心旅途，这无疑是发现真实情况的一个特殊视角，作品如果能写出来，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然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生天地，而这一个人生天地，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世间的整体面貌。不难设想，这种对真实情况的发现是会包含着极大的道德热情的，残疾人的遭遇，每一点每一滴都会映照出世间善恶的严峻分野。
但是，作家的思考并未到此为止。他说，他绝不会仅仅去写残疾人如何痛苦、如何敏感、如何需要获得同情和帮助。他想写，残疾人的痛苦实则是被放大了的一切人的痛苦。残疾人之所以感到痛苦，是由于他们的主观愿望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这一矛盾，一切正常人也天天遇到。残疾人想走路而不能走路，正常人能走路，但他们羡慕自由的飞鸟，想飞翔而不能振翅。从这个意义上说，愿望超越实际可能的正常人，也是“残疾人”，领受着与残疾人性质极相类似的苦恼。艺术构想达到这个高度，已非同一般，已触摸到了社会必然性的底蕴，因而也透露了哲理的光亮。
作家的目光还要往前伸展。史铁生说，他想写的这种作品，很可能被命名为《残疾人的天堂》。他并不是阴冷森森地指出正常的世人都与残疾人相类似，而是要用温煦的目光发现，与正常人一样，残疾人也有自己的天堂。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之间保持了一种和谐的调节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主观愿望，这就走上了通往天堂之路。不言而喻，这里已经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对人生价值的发现。所发现的，又不仅仅是残疾人的人生价值，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价值。
史铁生的构想，使我们联想到一位西方盲人女作家的一篇文章。她不是为世人描绘自己所置身的永久黑暗的世界的真实情况，更不呼吁人们对盲人的怜悯，而只是激情洋溢地写道，如果能给她一天光明，她将干些什么。这么一个对常人不值一提而对她却无比珍贵的设想使她投注了最大的人生渴望，她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天时间，到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东西，索解好多好多平时在黑暗中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做好多好多事情。她愿意以许多天、许多年的代价来换取这一天，有过了这一天，以后则死而无憾。这篇文章几乎使一切生有正常眼睛的人都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是那样轻易地耗费着大量光明的时日，一点也不知珍惜。这位盲人女作家的强烈渴求，使一切正常人惭愧万分，也惊恐万分。因为他们突然领悟到了光明的价值，健康的价值，人生的价值。
你看，即使从伤残人这么一个相当冷僻的角度，我们也能领受到艺术眼光的丰厚和深刻。
艺术家有不同的层次，艺术作品也有不同的层次，因此，层层递进的艺术眼光不必、也不可能包容于一切艺术家的见识之中。不同的层次，可供不同的艺术家作出不同侧重的选择。但是，严格说来，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定包容着健全的眼光和见识，连接着对人生的品味和思索。
人生，可以说是艺术创造的总体母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来讨论。
喜欢艺术创造工程请大家收藏：(www.zeyuxuan.cc)艺术创造工程泽雨轩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