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在甲骨文、商代、老子、孔子之后，接下来应该讨论哪一个重大文化现象？这一定会引起争议，因为在攀越了几座无可争议的高峰之后，前后的大山很多，选哪一座都风光无限。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当代广大民众选一选。我希望听到不同意见，然后再来讨论。顺便还请说一说，文化记忆对一个民族而言，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程度又是如何？
丛治辰：
我觉得文化记忆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均衡就好。就像某个著名的洋快餐广告语说的，均衡的营养对于我们才是健康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均衡一点为好。在讨论了甲骨文、老子、孔子之后，我想下一个值得记忆的应该是与他们的思维有一点不同的，能构成一个互补关系的思想家，我推荐公孙龙。我的理由很简单，“缺什么补什么”，在整个中国文化长河中，逻辑学一直很缺乏，直到近代以来，许多大家像金岳霖先生，都要去西方学习逻辑学。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本身就有好的逻辑学传统，从公孙龙身上，包括从后期墨家身上，学一点逻辑学的知识，会让我们对近代的理性、近代的科学有更好的理解。
王安安：
我推荐的候选人是庄子。现在中国人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各种画展、各种艺术展览都是人头攒动。但在大量外国艺术作品进入中国的时刻，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的精神？其实中国艺术的思想渊源和文化渊源是从庄子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庄子很值得大家研究和记忆。
余秋雨：
丛治辰的想法很有趣。但是，我们对于古代经典，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就像不能让我们年迈的曾祖父，去修剪花园的大草坪，尽管曾祖父年轻时务过农，而我们的草坪又一直杂草丛生，需要修剪。我们古代确实有过不错的逻辑学，这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是从实际的民众需要而言，则应该重新打造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逻辑学构架。我本人的逻辑学基础是从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在这方面，不必要强调民族界限。
庄子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代表着一种后世无法取代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是东方文明的标志之一，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比公孙龙更值得记忆。
魏然：
我认为韩非子也应该被记忆。在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中，真正脱颖而出，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且成功实践的是韩非子代表的法家学说。中国古代形成发达的中央集权政治跟法家密不可分。
余秋雨：
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权中，法家一直是一个核心结构。麻烦的是，它太普及了，一种畸形的普及。法家提出的“法、术、势”，除了“法”的概念比较艰深外，“术”和“势”的概念几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读解中国历史的基本门径。权术、谋术、拉帮结派、造势炒作……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低层领悟而渗入很多人的骨髓。直到今天，很多历史评论、文化演讲，包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都很少离开这个格局。因此，我主张在学术上为法家正名，让它恢复作为一种古典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宏大内涵，但在民族记忆上，却应该淡化它，不要火上加油，不要继续张扬。
丛治辰：
作家阿城曾经说，“文化不是味精”，文化太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应该继承孔孟学说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忠”、“孝”、“仁”、“义”、“和平”、“浩然之气”等。
余秋雨：
如果缩小到只有孔孟之道，又太单调了。
诸丛瑜：
对不起，秋雨老师，您的观点和刚才发言同学的观点我都不能同意。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的观点。普通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多少和内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为之选择和设定的，文化记忆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在新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选择性记忆，是说受众可能对新闻作选择性的记忆。我认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性记忆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从小爱好军事的人，可能会对孔子、孟子没什么感觉，却会记住白起、王翦等人，一个喜欢水利的人则会记住郑国、李冰这样的名字。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由许许多多的个性化记忆组成的谱系。
余秋雨：
你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你把非常漫长的文化资源，当做全部摊开在广大民众面前可供挑拣的对象，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般民众不存在这种可以任意挑选的自由，由于教育和专业的局限，大家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资源，知道一点的又无从选择，因此，所谓无限个性化的选择，有可能是取消选择。就像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选举领导人，如果没有候选人，便完全无法实行。这里就出现了文化人的责任，为一个时代选择一个进一步选择的范围，并把选择的理由讨论清楚。这个过程，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