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们之前一直避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西方文明的传入。梁启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三阶段的分水岭。哪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
其实从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中国遇到的重**烦和重大进步，大都和西方文明有关，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中华文明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审视，这在古代早就频频发生了。尤其是唐代，光是长安城就拥塞着多少远方的目光？但是，这种目光有深浅之别、宽窄之别、长短之别；而这种目光是否有记述，是否有影响，更是决定了它们不同的重要性。
对中华文明来说，最重要的远方目光，来自两个著名的西方人。一是十三四世纪的马可·波罗；二是十六七世纪的利玛窦。
可以想象，他们对中国非常好奇。这种好奇，也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我一次次去威尼斯，就是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的遗迹。我甚至还赶到了葡萄牙，去访问利玛窦的一所母校，遗憾的是，那所学校的校长已经弄不清楚这位重要的校友了。
我很想说说马可·波罗，因为正是这个人的记述，刺激了不少欧洲冒险家，促成了他们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这种改变的起点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文化与一个威尼斯人的相遇，因此我们不能小看。
说到马可·波罗，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直到今天，中外学术界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他的游记只是来自于哪个阿拉伯商人口中的随口闲聊，或者只看了一些旅行资料。他们指出了马可·波罗叙述中的一些破绽。当然，这类观点也遭到了很有力的反驳。马可·波罗的问题在国外国内都开过一些研讨会，有不少教授很动感情地投入争论。在座各位可能也看过这方面的书，哪一位知道怀疑派的论点？
费晟：
我个人非常怀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因为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甚至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记载自己在扬州地区当过一个不小的官，但没有其他的史料可以旁证这条信息。所以有学者提出质疑。
王牧笛：
但史料是有间接记载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找到一条公文，1291年波斯使者从泉州顺海路回国，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他随波斯使者回国是吻合的。而当时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多如牛毛，中国史料都没有记载，而不单单是马可·波罗一人。
吕帆：
可是马可·波罗忽略了很多不应该忽略的东西，比如长城、茶叶、印刷术，还有妇女裹足这样特别的习俗。如果他没有记载，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不是来过中国。
王安安：
但他的真实性同样是很惊人的，没有亲临过现场肯定是写不出来的。比如王著刺杀阿合马事件比当时的文告还详细，对江苏镇江的基督礼拜堂的记载也能从地方志中找到。同时数据的准确度也是惊人的，比如杭州有十二种行业，一万两千商户，又说当时西湖周围达到了三十英里。
刘璇：
如果亲临了大事件的话，他不应该记错，他记载的炮攻襄阳事件和他实际上到那个地方的时间是错乱的，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