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留出不多的时间，来稍稍直面屈原的文学成就了。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诗人。这种说法遇到了一个小障碍：“第一个”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诗经》。
《诗经》很了不得。这三百多篇诗，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不朽诗情。我一直认为，古代比现代更有诗意，《诗经》就是最早的证据。
但是，《诗经》虽好，却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诗人。《诗经》中虽然也有少量署名，但我们认为那是对集体创作所采取的一种个人署名方式，还不足以指向一个个明确的个人。在《诗经》里，不管是由宫廷采来的乐歌，还是从乡间取来的民谣，都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整理，本质上还是集体创作。
请大家品味一下“诗经”这两个字。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以诗为经”。把诗当作族群精神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开端。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我们现在重新向往一种诗化的生活，希望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使精神不再苦涩，使生活不再窘迫。这也就是连现代西方人都十分迷醉的所谓“诗意地栖居”。
在诗意上，人类有一种共同失落。几个伟大文明的开端都有一个史诗阶段，都以诗的语言来奠基一个民族的基础话语。遗憾的是，就像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的，大家越到后来越没有诗意了。中国与其他古文明的史诗传统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散篇抒情诗，特别在乎脚下的现实悲欢，在乎散散落落的亮点，而不太在乎叙事的整体结构。在我看来，西方民族诗情的宏伟性和整体性也许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态方式有关，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则决定了诗情的真切、简短、随性。
《诗经》是四言为主的诗体。用如此简洁的汉语短句表达出如此经典的喜怒哀乐，又表达得那么大气从容，实在让我佩服。现在不少人在呼吁让孩子们从小读古代经典，开了好些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诗经》。可见那些人只愿意向孩子们灌输教条，而不是诗情。实际上，当年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走来走去的时候，心中总是回荡着那些诗。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风尚。墨子行走十天十夜，他看到树丛，看到炊烟，看到草堆，脑子里一定会出现《诗经》中的相关句子，更不要说孔子、孟子了。
《诗经》是一种集体话语，到了屈原，变成了个体话语。这就使他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屈原与诸子百家也不一样。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道尽在我心”的导师形态、教主形态，像一尊尊雕塑一样矗立在门徒们面前，等待他们提问。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浑身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去训导别人。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苦恼、哀怨、分裂。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么一个孤独人物的出现，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